兩宋時期，中國是世界公認的“有錢有文化的弱者”,“身體”條件之差令世界驚詫。
中國軍隊的戰鬥力爲什麼如此之差?他們究竟是一羣什麼物種?這就需要細細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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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皆認爲，宋之弱，在於“重文輕武”的國策。然而，北宋建國初期，對付西夏，軍事上是處於上風的，對付契丹，打個平手;嚴重不敵的，是女真，全面不敵的，是蒙古。如果說“重文輕武”導致宋軍不行，那麼宋先於女真便亡在契丹之手了，何必再等下一個虎狼之師?
“武器與軍費”決定戰爭論是錯誤的，簡單的一句“重文輕武”也不能一言蔽之。恐怕，必須從更深的“物種起源”找原因。
世所共知，除了盛唐少數朝代，中國歷代帝王多怕“夷”。不少學者把中國怕“夷”的傳統歸結爲“狼道與羊道”的差異。其實，以筆者看來，中國的官軍也是狼，與塞外作戰的官軍，他們不是羊，在國內，他們也是如狼似虎。但爲什麼這種狼打不過那種狼呢?
這就是同類不同種的問題了。如果把金兵喻爲“草原狼”，那麼防內不防外的宋軍充其量算是“圈中狼”。所謂“圈中狼”，其實就是“內斂型”封建王朝製造的“窩裏橫官、兵”別稱。他們主要具有四大屬性：
一是侵佔性。政府權力全部掌握在官僚手中，官僚有權以國家利益爲理由，隨意侵奪庶民的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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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壟斷性。將本應該屬於國家資源，甚至機會的擁有，都朝有利於自己地位鞏固的方向攬進。久而久之，變成世襲階級。
三是低效性。把應盡的職責全然當做例行公事處理，沒有工作的原動力，遇事拖拉、猶豫不決、敷衍應對。事非到非處理不可而絕不處理。
四是保守性。在官僚體制下，個人的權力是與其地位成正比例的。爲了達到向上爬的目的，他們自然只能墨守成規，而不敢有任何逾越;同時爲了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當然更不願做任何革新。
前兩種特性鑄就了官、兵“貪婪”與“兇殘”的“狼本質”，後兩種特性則給這種“圈中狼”注入了“惰性”和“鈍性”。總之，這既是一種沒有喪失本性的狼，又是一種反應遲鈍的狼，最終成爲一羣“內殘外忍”的奇異物種。
宋金戰爭，把宋軍“圈中狼”本質暴露無遺。徽欽二帝，北宋這對著名“亡國父子”，即爲典型“圈中狼王”。在國內，他們是“二聖”，從來不失“九五之尊”，而一到了金兵大營，沒等逼迫，雙膝就自動彎曲下來。
東京保衛戰本來是有持久戰機會的。但是，賤骨頭父子先行露怯，東京保衛戰時，敵兵尚未壓境，金兵將領宗翰下通牒書，宋欽宗竟及時回信，說“一一聽命”。金兵圍攻東京，宋欽宗下令不得得罪金兵，一霹靂炮手發炮後竟被梟首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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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皇帝頻頻告饒求和，大漲了遊牧部落首領信心，一半嚇唬，一半武力，以震懾之態，對東京城探囊取物。
當我們每哀嘆這段國恥的同時，不能忽略這樣一個深層“文明變種”問題——同樣一個民族，爲什麼在唐太宗時能主導世界、而宋徽宗時卻“人爲刀俎我爲魚肉”?他們手中，擁有的是同一個華夏文明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