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賢坤
“宰相之傑”是古往今來對明萬曆首輔張居正評價最高的經典之語，作此評價的是明朝著名思想家、文學家李贄。
張居正是歷史上一個褒貶不一、譭譽參半的傳奇人物。他榮登首輔時，主幼國危。後理政十年，厲行改革，拯朱明王朝將覆之傾，使萬曆時期成爲明朝最爲富庶的時代，可謂功高蓋世。但由於他疾風暴雨式的改革觸犯了一些貴族、官僚和地主階層的利益，死後不到半年，就遭人誣毀，家產盡抄，爵位皆奪，以致“經萬曆朝無敢白居正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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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贄和張居正雖是同時代人，但他們既非同鄉同學，又未同朝共事，沒有任何個人恩怨。而且他們地位懸殊，一個是高居廟堂、權傾朝野的萬曆首輔;一個則是棄官爲民、寓居他鄉、處江湖之遠的布衣學者。既然如此，李贄爲何要冒風險對張居正作出如此之高的評價?
相同的文化觀念使他們的思想共鳴。張居正雖然從小受的是儒學教育，但他在許多文集中提出“法制無常”、“法無古今”、“隨時制宜”、“天下之事，極則必變，變則反始”、“其變不可勝窮”等，從中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儒學倫理的叛逆者。特別是他在理政十年期間，針對晚明政治腐敗的社會現實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更能看出他是一個求新、求變，不願循規蹈矩、墨守成規的改革家。李贄從小受其家族信仰——伊斯蘭教的影響，接受了西方的宗教文化。加之他出身於資本主義開始萌芽的福建，受自由觀較強的地域文化感染很深，形成了“不唯書，不唯上，不唯權威”的性格，不盲從教條，反對以孔子的是非作爲判斷是非的標準。特別是他在所著的《戰國論》中，提出了隨着社會情況的變化，統治局面與政治措施也一定要相應改變的觀點，更是反映了他要求變革社會的進步歷史觀。
相同的民本思想使他們一脈相通。張居正是一個從平民中崛起的政治家，貧寒的出身使他對人民的疾苦有較深刻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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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的大量文集無不閃耀着濃厚的民本思想。如他提出“隨時制宜，因民主政”、“法制無常，近民爲要”、“法無古今，唯其時之所宜，爲民之所安耳”等。正是由於有一顆親民、愛民、爲民之心，所以在他主政十年期間，下令清丈全國各類田地，積極推行“一條鞭法”，其目的都在於減少農民負擔，減輕農民疾苦。他還創造推行了《考成法》，以“實心爲民”爲基本標準，選拔那些有本事能幹事的官員，淘汰那些當官不爲民的庸官、貪官。李贄一生都主張“人人皆聖人”，與張居正“民貴君輕”的思想如出一轍。在他棄官爲民後，廣泛地接觸了社會的最底層，對人民的生活有較深刻的瞭解，對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在闡述“百姓日用之道”時說，“道”就是吃飯穿衣等人的最基本的活動要求。
相同的性格特徵使他們惺惺相惜。不貪戀錢財是他們相同的性格特徵之一。晚明的官場腐敗在歷史上是出了名的，但作爲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權傾朝野的萬曆首輔張居正，身處滾滾濁流之中，卻能嚴於律己，多次拒收賄賂。李贄早年也曾做過官，但他從當官的第一天起，就憎惡官場暗流，於是履行完公務後就“閉門自若”，擺明了不接受任何人賄賂的態度。由於他清政廉潔，堅守清貧，以至妻兒靠種田、織布謀生，兩個女兒都餓死於荒年。後更因厭惡官場腐敗，棄官爲民，晚年一直過着顛沛流離的困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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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著膽大，不計後果是他們又一相同的性格特徵。張居正爲了實現他“以身許國”、“以天下爲己任”的政治抱負，“不顧得失譭譽，無慮家破人亡”，還公然表示“雖機阱滿前，衆鏃鑽體，孤不畏也”。在他推行各項改革遇到巨大阻力時，毫無畏懼，決不退縮，對那些阻礙改革的強權勢力嚴加懲處，決不姑息。李贄爲了追求個性解放，一生執著，毫無顧忌。爲了宣傳他的思想，棄官不做，閉門著書立說。晚年更是住進佛院，削髮爲僧，設堂講學。而且衝破封建禮教的清規戒律，招收女弟子。這種驚世駭俗的“惡行”招致封建統治者的種種迫害，但他以“我頭可斷而我身不可辱”的大無畏精神，同封建專制進行毫不妥協的鬥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