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門之變是唐朝初年一次非常重大的歷史事件，各位一定都有所耳聞吧。
魏徵本來是李建成的第一謀士。而且還曾經多次勸說李建成，要想辦法建立戰功，要把李世民手中的兵權奪過來。只有把李世民手中的兵權奪過來，纔會真正強大，纔會真正打敗李世民。
可是玄武門政變之後，魏徵卻投奔了李世民，積極地爲李世民的政權效勞。並且在李世民的“貞觀之治”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從某種意義上說，“貞觀之治”之所以在歷史上那麼出名，不是因爲“貞觀之治”讓唐朝的經濟文化得到了怎樣的發展，而是李世民與魏徵這一對君臣，關於“進諫”和“納諫”的故事，讓封建時代的政治體制，達到了一個十分開明和亮麗的高度。可以說，魏徵對“貞觀之治”這一盛世藍圖的創造，起碼貢獻了一半的力量。
我們知道，古代是最講究忠誠的。“忠孝”二字是人的立身之本。如果某個人違背了“忠孝”這兩個字，也就沒辦法在社會上立足了。可是爲什麼，魏徵明顯違背了這一點，他依然能夠在社會上立足，而且千古揚名呢?
有人可能會說，這怪不得魏徵，因爲“玄武門政變”之後，是李世民去把魏徵找來，要任命他爲官員的。
不過，就算是李世民去把他找來的，他也應該像方孝孺那樣啊。方孝孺並非朱允炆的第一謀士，他尚且那樣忠誠於朱允炆。魏徵作爲第一謀士，他爲什麼卻不忠誠呢?
有人可能又會說，因爲“玄武門政變”是李世民家裏的事情，是他們的內部鬥爭。魏徵沒有必要去趟這趟渾水。
這話看起來有道理，實際上具有很大的錯誤隱蔽性。在古代家天下的社會，皇家就是天下，皇家的事就是國家的事，就是天下的事。並不存在李家內部爭鬥的問題。否則的話，“玄武門政變”這樣的事情也發生不了了。
後世“靖難之役”後，朱棣就曾經用這樣的話回答方孝孺。說這是咱們家裏的家事，你就不要摻和了。當時方孝孺就批駁他說，這是天下事，得天下人來管，怎麼可能是你朱家的家事!
也就是說，實際上不管找什麼理由，只要魏徵背叛了李建成，似乎他就是“大節有虧”。
然而實際上，歷史不是這樣評價魏徵的。歷史對魏徵基本上都是正面評價，就算有負面評價，也沒人說魏徵“大節有虧”這一點。
魏徵爲什麼會這麼幸運呢?
我認爲，之所以沒人說魏徵“大節有虧”，有個比較重要的原因，是魏徵在投奔了李世民之後，一直在做正確的事情，就是做一個“直臣”。
所謂“直臣”，就是敢於直截了當說出君王不是，直截了當地給君王提出批評意見的人。這樣的“直臣”，首先是忠臣，同時是一種比忠臣人格更高尚，更值得讚揚的人。爲什麼這麼說呢?
因爲古代是皇權社會，皇權社會中，皇帝的權力是非常大的，是不容有任何一點冒犯的。所以，古代的大臣，要想活命，乃至於要想升官，就必須要服從皇帝。要揣摩皇帝的心思，迎合他，投其所好。
這樣做的人，大抵是奸臣。因爲皇帝都是有私慾的，迎合皇帝就是迎合他的私慾，也就是傷害國家傷害老百姓，所以這樣的人就會成爲奸臣。
不過也不絕對，也有迎合皇帝而成爲忠臣的。當然這必須要皇帝是一個開明的皇帝。但是這樣的皇帝畢竟不多，所以迎合皇帝的大臣，當奸臣的就比較多。
如果要想當忠臣，就絕對不能迎合皇帝。但是不迎合皇帝，肯定就無法升官，很可能還會死掉。因此有些忠臣會採用比較委婉的方式。或者說“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的方式。
但是直臣不一樣。直臣是大事不糊塗，小事也不糊塗。
比如有一次，魏徵去向李世民彙報工作的時候，李世民正在玩鳥。害怕魏徵說他，就把鳥兒藏了在懷裏。魏徵明知道鳥兒不能在懷裏藏太多的時間，偏偏說個不停。以至於後來魏徵出去，李世民把鳥兒掏出來的時候，鳥兒已經被悶死了。
這就是魏徵，連小事也絕不糊塗。這也是所有直臣的做派。
應該說，魏徵也是幸運，他恰好遇到了李世民。如果遇到別的君王，肯定早就被貶謫，乃至於被處死了。
但不管怎麼說，正是因爲魏徵選擇了做一個古代社會裏最難做到的“直臣”的角色，因此，纔給人一種感覺，他並沒有順從李世民，因而他纔得到了後世的普遍讚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