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因病就醫的凱塞林接受了德國三個老兵組織的授予他的榮譽主席頭銜，它們分別是由空軍老兵組成的“空軍環”、非洲軍老兵組成的“德國非洲軍協會”和右翼組織“鋼盔、前線士兵聯盟”，而凱塞林的名聲因他在後者的領導地位而蒙上了陰影。凱塞林曾試着改革“鋼盔、前線士兵聯盟”組織，如提出以新的德國國旗取代該組織原有的舊式帝國旗、取消成員間的“前線萬歲!”(Front heil!)問候語、允許社會民主黨加入組織等建議，但組織內反應卻十分冷淡。
1953年，凱塞林出版了他的回憶錄——《最後一日的士兵》(Soldat bis zum letzten Tag)。雖然本書是寫於監獄，無任何資料用以參考，但仍爲有價值的資料，軍事歷史學者亦由此得知更多關於德國入侵蘇聯的背景資料。當英文譯本出版後，凱塞林從中寫到關於“德國空軍並未在不列顛戰役中被打敗”、“入侵英國本土的海獅行動沒有認真制定”時，引起了一些爭議。1955年，凱塞林出版了他的第二本著作——《思考第二次世界大戰》。
出獄後不久的凱塞林接受了意大利恩佐·比亞(Enzo Biagi)的採訪，他表示，導致800名意大利平民被殺害的“馬爾扎博託屠殺事件”是一次“正當的軍事行動”。由於該事件爲意大利在二次大戰中所遭到最嚴重的平民遇難事件，凱塞林此話一出便引來意大利議會的憤慨與抨擊。凱塞林的迴應則是他曾“解救意大利”，意大利人應該要造個紀念碑給他。1952年12月4日，意大利記者、大學教授、政治人物、同時也曾爲大戰中反德運動領導人的皮耶羅·卡拉曼德雷伊(Piero Calamandrei)寫了反法西斯主義的詩作——《恥辱的紀念碑》來“迴應”凱塞林，在此詩裏，卡拉曼德雷伊寫道，若凱塞林返回意大利，他確實會看到一個紀念碑，但那是一個比岩石還堅硬，由願意拿起武器、保持尊嚴、不散播仇恨、反抗世界上的恥辱與恐懼的意大利戰士們所組成的紀念碑。卡拉曼德雷伊的詩作後出現在庫內奧與蒙特普齊亞諾兩個小鎮的紀念碑上。
恢復自由後，凱塞林開始同他認爲“抹黑了德國士兵的榮譽”的一切進行鬥爭。1953年11月，凱塞林在一場審判戰爭罪的法院上警告德國政府，若繼續嘗試審判二戰的德國士兵，德國的新軍將招不到任何志願者。他也熱情地支持歐洲防務共同體的政策，表示：“以前的戰爭對手必將成爲未來和平的朋友與同志”。另一方面，他還宣稱發現了那些“令人難以置信”、“相信我們必須以民主原則來修正思想”的一羣人，並表示他無法容忍此事。
1954年3月，凱塞林與妻子以平民身份造訪奧地利，並與幾位老戰友和正被奧地利當局關押的德軍戰俘會面，由於其中幾位是黨衛隊成員，奧國政府感到尷尬，下令將凱塞林驅逐出境，但後者不予理會，繼續依照原訂計劃，完成了爲時一星期的尋訪之旅才離開。唯一正式接見凱塞林的官方機構爲西德總統特奧多爾·豪斯的獎章委員會，後來該委員會一致同意，凱塞林可以繼續配戴獎章，但其上不得有卐字標記。凱塞林還曾於一段時間裏，經常以專家證人的身份出現在對前國防軍將領的審判法庭上，這些被告曾在大戰末期犯下戰爭罪行，其中最著名的人物爲陸軍元帥斐迪南德·舍納爾。
1960年7月16日，凱塞林因心臟病死於德國巴德瑙海姆的一家療養院裏，享年74歲。凱塞林的葬禮按鋼盔團的儀式舉行，下葬於巴德維塞的山間公墓。鋼盔團成員擡棺，並於墓前行鳴槍禮。凱塞林的前部屬齊格菲·魏斯法爾代表北非與意大利的德軍老兵們發言，表示凱塞林是“一位值得敬仰、善待所有官兵的人物”。代表前空軍與聯邦國防軍的卡姆胡伯也致辭：“凱塞林因早期成就、而非晚期的活動爲人所記”。出席葬禮的還有前黨衛軍大將約瑟夫·迪特里希、前德國總理弗朗茲·馮·巴本、舍納爾、海軍元帥和前聯邦總統鄧尼茲、前國防軍少將奧托·雷莫、前黨衛軍上校約亨·派普和前駐意大利社會共和國外交大使哈恩等人。
2000年，巴德維塞舉行了一次凱塞林逝世40週年的紀念活動，聯邦軍並未派遣任何代表出席，理由是“與我們傳統不相稱”，後來到場者爲來自兩個老兵組織——“德意志卡西諾山協會”(Deutsche Montecassino Vereinigung)以及“德意志空降獵兵協會”(Bund Deutscher Fallschirmjäger)，他們依舊認爲凱塞林爲一位值得景仰的指揮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