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新聞名人海爾德·艾賽克斯(HAROLDISAACS)在他的傑作《我們裏的烙印》一書講到，他曾深入採訪過的五十年代的美國政府、新聞、商界等要人們，都深受賽珍珠筆下刻畫的中國人物的影響。尤其神奇的是，儘管經歷過抗美援朝、越南戰爭和“文革”，美國百姓對中國人民的良好印象居然從來就沒有改變過。這不得不歸功於這位超前女性對中國的傑出貢獻。
1932年，中譯本《大地》在中國問世。《大地》受到許多人的好評。魯迅也閱讀了《大地》。1933年11月11日，《申報·自由談》上發表了姚克《美國人心目中的中國》一文後，魯迅致信姚克，說：“先生要作小說，我極贊成，中國的事情，總是中國人做來，纔可以見真相，即如布克夫人(賽珍珠)，上海曾大歡迎，她亦自謂視中國如祖國，然而看她的作品，畢竟是一位生長中國的美國女教士的立場而已，所以她之稱許《寄廬》，也無足怪，因爲她所覺得的，還不過一點浮面的情形。只有我們做起來，方能留下一個真相。”
毋庸諱言，多少年來，人們對賽珍珠的譯介與評論始終持低調乃至不屑一顧的態度，不能不說魯迅的評論起了重要作用，以致後人對賽珍珠的評價沿襲了從概念到概念的批評，極大地妨礙了對賽珍珠的全面認識與客觀評價。其後，《大地》雖於1938年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但中國文藝界仍以魯迅先生對《大地》的評價爲準，賽珍珠及其《大地》熱，半個世紀內再也沒有在中國出現過。(不過，賽珍珠和中國的其他一些高級知識分子例如老舍，關係不錯。著名的浪漫主義詩人徐志摩是她的朋友，有些人還認爲他們之間有戀情)。
如果用艾勒克·博埃默對移民作家的分析來解釋賽珍珠，“一個移民作家的雜交性確實是某種聲音的解放，是打倒權威的一種手段，是把多種聲音釋放出來，沖斷了獨裁專制的枷鎖。但是，這種雜交性說到底仍是一種審美手段，是各種主題之源”。賽珍珠一直處於兩個世界的衝突之中，“兩個世界之間隔着一堵牆”，她便萌發了讓牆兩邊的人們能夠相互溝通的願望，她在文化上是“雙焦透視”，自願地做了打通這堵“牆”的使者，加強了中西之間的友好交流。
人物思想
兩國關係
賽珍珠一生都生活在中西兩個世界的衝突之中，她一輩子向兩個世界的人們傳播着跨文化理解，加強了中西之間的友好交流。
義和團運動高舉“扶清滅洋”的旗幟，慈禧太后也希望藉助義和團趕走白人。賽珍珠一家人搭乘火輪去上海的白人租界避難，接着又回美國躲避了幾個月。令賽珍珠不解的是，“爲什麼他們要把我們，始終如一的我們，與那些不知來自何國，不知姓甚名誰的白人強盜、賊寇扯在一起!我生平第一次感到冤枉。天真無邪的我，只是因爲長着我種族特有的金髮碧眼白皮膚而被人憎恨……”從美國的外祖父家回來後，賽珍珠繼續上孔先生的課，孔先生解釋了爲什麼會發生這一不幸，她忍不住哭了，她在傳記中解釋說：“我流淚，因爲我知道，如果孔先生和外祖父能夠彼此相見，促膝談心，他們會互相理解，對事情有一致的看法的。但他們一個在中國，一個在美國，又怎麼能夠見面呢?即使他們能見面，他們又能用什麼樣的兩個人都懂得的語言交談呢?但無論過去還是今天，我始終相信他們能找到共同語言，英語還是漢語都無所謂。”義和團失敗後，賽珍珠的兩個世界不再交織在一起，她知道了自己是美國人，而不是中國人，儘管中國對她來說和祖國一樣親近，但她知道，中國不是她的祖國，她的祖國在太平洋彼岸。看到兩個世界的破裂，賽珍珠的心中比任何孩子都更加矛盾，她的內心呼喊着：“兩個世界!兩個世界!彼此都不能成爲對方，然而又各有千秋。”多年後，她述說了自己當年的心情：“我過去經常望着父母，不知道怎樣向他們傾吐我的感受、我的恐懼。”賽珍珠從那時起就已經爲中西兩個世界的矛盾而憂慮重重，因爲這兩個世界在她的心中是難分難捨，是融合在一起的。中西的矛盾、戰爭也就等於撕裂她的心，她渴望雙方相互理解，卻又束手無策，成年以後的賽珍珠用她的筆，她的語言，她的行動，盡其所能地去溝通中西，讓她的兩個世界成爲“四海之內的兄弟”
在協助《亞洲》雜誌編務期間，賽珍珠意識到，單憑一本雜誌恐怕教育不了美國民衆，想要美國人瞭解中國人和中國文化，最好的辦法是找一些能爲自己的文化和文明講話的中國人，讓他們直接面對美國人，舉辦講座，講解亞洲和中國知識。天下一家。如果普通美國人能夠把自己看成是人類大家庭中的一員，就能引發自己對其他種族的好奇心，進而產生興趣，直至達成理解。於是，賽珍珠找到訪美的亞洲人包括中國人(如演員王瑩)，來實施她這個交流計劃。
在1927年，中國進入北伐戰爭高潮期，北伐軍接二連三地破壞傳教場所，一支北伐軍佔領南京，流血戰鬥從3月23日持續到24日，至少有六個外國人喪生，即所謂“南京事件”。多年以後賽珍珠回想起這一天——3月27日，仍歷歷在目。鄰人告訴賽珍珠軍隊正在屠殺白人，嚇得全家在魯媽的幫助下藏進了一個沒有窗子的小土房裏，全家人戰戰兢兢，等待隨時可能襲來的殺戮。賽珍珠又委屈又悲憤：“我們的生命處於危險之中，只因爲我們是中國土地上的外國人……今天，我們代人受過，代那些侵略者、帝國主義者，那些歐洲的、英國的白人受過，他們發動戰爭，搶奪戰利品，索取領土，與中國簽訂不平等條約，要求治外法權，而我們從來都不認識這些帝國的締造者。我一直都害怕這些人，因爲正是他們，才使我們在亞洲遭到仇視。現在，歷史的報應竟落在我們身上，落在了我那善良的老父親身上，他對自己遇見的每一箇中國人那樣友善。”對那些勇敢的、想盡一切辦法來保護她們這些白人的中國人，賽珍珠又非常感激：“從未像現在這樣如此熱愛中國人，如此尊敬他們。我敢肯定，總有那麼一天，這兩個偉大的民族走到一起，彼此相解，永遠友愛……”
1971年，“乒乓外交”突破性地將中美關係帶進了一個新的階段，接着亨利·基辛格祕密訪華，尼克松表示美國準備與北京對話。1972年，賽珍珠曾希望能作爲一名記者陪同尼克松出行，但是一位中國駐加拿大的外交官給她發來一份嚴酷的拒絕信函。
宗教
賽珍珠最喜歡教的課是英文，因爲這門課有着極大的發揮空間，可以充分“表現”她的淵博學識和過人的口才。當然也曾有學生認爲她上英文課是“海闊天空，離題萬里”而告到了校長室去。她自認爲“上得較爲遜色”的是宗教課。在給紐約傳教董事會的工作彙報中，賽珍珠直言不諱地說：“對在課堂上傳授宗教知識的整套方法，我深表不滿。”她認爲“和正規的宗教課相比，在教育學課上傳授宗教知識則更勝一籌”。這引起了董事會的不滿，董事會很不客氣地告誡賽珍珠：“只有正規地傳授神學纔算正道。”賽珍珠沒有屈服於壓力，在力爭無效的情況下，憤而辭去了宗教課的教職。對此，陳裕光校長和許多外籍教師都深感惋惜。但是在中國、美國許多地方，賽珍珠都仍然公開聲稱她極爲討厭那些“喋喋不休的佈道”，說佈道只會“扼殺思想，蠱惑人心，在中國教會裏製造出一批僞君子”。她認爲，“空談無益，基督徒應該給中國人提供實實在在的服務，譬如教育、醫療和衛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