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國古代一個國力和軍事力量積弱的朝代，但這種極弱要分兩個方面來說：國家雖軍事力量的弱小，但民間的財富卻不亞於中國歷史上任何所謂的“盛世”，甚至有過之。
官民比例是較爲直接衡量國家、民衆財政負擔和民衆收入公平與否的一個重要指標，值得一探。
所謂的“官”，也就是俗話說的吃皇糧的和吃財政飯的。宋代是有名的冗官氾濫的朝代，在王安石變法之前，北宋的人口大約爲3000萬，官員爲2萬多人，官民比例大抵爲1：1500。
王安石變法之後，比例更低，這個比例大大高於明清時期，但與當今中國的官民比例高達1:30左右(甚至有學者統計爲1:18)來說，那就真是小巫見大巫了。
很明顯，吃皇糧的人多了，政府的財政負擔就大了，而政府的財政收入主要倚靠全體納稅人的稅款，所以從根本上來說，官員越多，民衆的負擔就會越重。
一個國家的財富主要包括兩大塊，一是國有的財富或國家可支配的財富;二是民衆的私有財富。
很多時候，國家的總體財富就好比一個大小不變的蛋糕，國家可支配的財富這一塊切多了，相對應的就是民衆的私有財富就剩下的少了。
近年來，中國的財政收入每年都大於GDP的增幅和居民收入增幅，稅收增幅也是舉世罕見。相對應的就是，中國的居民消費大概只佔到GDP的三分之一，不到發達國家的一半，也遠低於發展中國家的55%。我國民衆消費如此低下的主要原因就是收入低下。顯然，財富是一個大蛋糕，國家切的多了，國民就吃得少了。
當然，中國目前民衆消費能力低下，而國家或政府佔有了絕大部分社會資源與社會財富，這種局面倒是與宋代不同。北宋初年，即便官民比例1:1500比現在低得多，政府可支配的財富佔總財富的比例遠遠低於現在，但是北宋政府依然很窮，常常入不敷出，即有很大的財政赤字。
爲此，早在安石全民變法之前，大政治家司馬光就提出過“官職冗濫”的問題，減少官員的數量，爲國家財政鬆綁，其實是北宋改革派(王安石)和守舊派(司馬光)的共識，他們都認爲必須減少吃財政飯的官員數量，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減少國家和國民的財政負擔。
當前，中國的行政成本已經連續多年蟬聯世界第一，吃財政飯的人員過多，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吃皇糧的人過多，不僅僅只是財政負擔的問題，還是一個國民創造力和生產力的問題。當一個人可以無憂無慮地被國家養着，生活大有保障之時，他就可能不思進取，過一種沒有創造力和效率低下的“扁平生活”。如此，當這種類型的人成爲一種社會現象並形成效法機制和慣性之時，全民的創新能力和產生能力都會受到極大的負面影響。
可見，不管是政府手中有錢還是沒錢，在保證行政的正常高效運轉的前提下，都要儘量減少吃財政飯的人數，減少政府和國民的負擔。政府和國民的負擔少了，留給民衆的那塊財富蛋糕就會多起來。
王安石變法之後，北宋政府開始財力雄厚起來，但這並不是與民爭利的結果。反而，王安石相當警惕國家對民衆財富的侵蝕，堅持藏富於民的理念，也就是說，王安石變法要達到一種雙贏的局面：政府有錢，同時百姓也有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