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雍正年間，湖北麻城縣發生了一起不可思議的冤案———“殺人犯”即將伏法，其被指控殺害的對象，卻突然歸來。這一切，詳見清人袁枚所作《書麻城獄》。
先是，當地人塗如鬆與妻楊氏不合，有天楊氏忽不知去向，其弟楊五榮疑心是塗如鬆殺之，四處訪問。無賴趙當兒稱聽過塗如鬆殺妻的事，楊五榮遂拉之赴縣衙告狀，但沒證據，案不能興。此時的楊氏，實藏在當地生員楊同範家中，後者正是此案的幕後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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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一年，某鄉民埋在河灘的死僮，因土淺，屍體露出，被狗啃殘，地保應求往驗，忽然雷電大作，半途而返。楊同範聽說，認爲機會來了，就與楊五榮謀，將此殘屍認作楊氏。性別不對怎麼辦?沒關係，賄賂仵作，直接報爲女屍。又過幾天，屍體越發腐爛，更不可辨，遂草殮。之後楊同範、楊五榮率幾十人鬨鬧於場，誣塗如鬆殺妻。此事驚動當時湖廣總督邁柱，令廣濟令高仁杰重審此案。
於是塗如鬆被逮繫，惡遭刑訊逼供，“兩踝骨見，猶無辭，乃烙鐵索使跽，肉煙起，焦灼有聲，雖應求不免，不勝其毒，皆誣服”。可那屍體本是男子，無發、無腳指骨、無血裙褲，怎麼辦?又逼塗如鬆取呈。塗如鬆此時已是半死之人，只好胡亂指認。初掘一墳，得朽木數十片;再掘一墳，見長髯、巨靴，不知是何男子;最後終於掘得一墳中有屍，足穿弓鞋，是女人啦!官吏大喜，可轉眼一看，髑髏上白髮蒼蒼，年齡顯然不對，又驚棄之。
麻城無主之墓，前後挖掘不下百座，仍不獲。每挖一座，找不到屍體，就又嚴刑拷打塗如鬆。塗如鬆的母親許氏，哀其子之求死不得，就剪下自己的頭髮，去掉白髮，僅留黑髮爲一束;又找鄉人李獻宗的妻子，刺臂出血，染一褲一裙;再開其亡兒棺，取腳指骨湊聚;將上述諸物，埋在河灘，然後引衙役往掘。
果得，獄具。但黃州知府蔣嘉年召他縣仵作再檢，都說是男屍，高仁杰爲免責，又詭稱屍骨被換，求再訊。正好山洪暴發，沖走屍體，沒法再驗。總督邁柱竟以塗如鬆殺妻、官吏受贓，擬斬絞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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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至此，塗如鬆殺妻似成鐵案，不料峯迴路轉。塗妻楊氏偶然爲楊同範鄰居太婆撞見，縣令陳鼎得知，率快手徑入楊同範家，找到楊氏。麻城人數萬歡呼，隨之至公堂。縣令召塗如鬆認妻。楊氏一見其夫狀貌焦爛如鬼，忍不住上前抱頸大哭：“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你!”堂下民皆雨泣。楊五榮、楊同範等叩頭乞命，無一言，後皆得誅。塗如鬆無罪開釋，其時已被拘押多年，反覆受刑若鍋中烙餅，早已不成人形，也沒得到什麼國家賠償。
塗如鬆冤案，又見清光緒八年的《麻城縣誌》，與袁枚所記有不同，似冤中有冤，案中有案，然塗如鬆冤情及受刑經過，大略相仿，此文姑不細辨。
麻城冤案，只是清代刑訊逼供造成冤獄之冰山一角。清代刑訊逼供蔚然成風，晚清重臣劉坤一、張之洞在一份變法奏摺中，即直陳其酷：“敲撲呼號，血肉橫飛……反覆刑訊，拷訊之慘，多人拖累，則有瘐斃之冤。”乾嘉一代名幕紹興汪輝祖在其著作中也屢有檢討，他說，對於盜賊，“一經到案，必須察言觀色，究出真實賊證，方可定案。不可輕用刑訊，致有冤抑”，又說，“盜賊輾轉攀援，未必盡出有意誣人，或自分必死，或畏刑難甚，隨口供指，冀延殘喘者，大約十居六七”，可見刑訊逼供造成冤假錯案的可能性，實在極高。
針對刑訊逼供，錢鍾書曾分析說：“信‘反是實’而逼囚吐實，知‘反非實’而逼囚坐實，殊途同歸。欲希上旨，必以判刑爲終事。斯不究下情，亦必以非刑爲始事矣。”寥寥數語，道出要害。所謂“反是實”，典出《舊唐書》，乃是酷吏來俊臣發明的十種大枷之七，意思是一戴上它，你就不得不承認自己謀反是實，誅滅九族也得認。在此處，錢鍾書是一語雙關。
若進一步討論，清代刑訊逼供盛行，主要有如下原因：
第一，清代(乃至整個古代)沒有無罪推定的法律思想與法律原則，嫌犯往往處於須自行舉證的倒置狀態，而官方對嫌犯，也通常是預設其“有辜”。此外，清沿明律，規定“於人臀腿受刑去處，依法決打，邂逅致死，及自盡者，各無論”，又規定“強盜、命案，證據以明，被告不吐實情，準用夾訊”。清律的附例還規定：“若因公事幹連人犯，依法拷訊，邂逅致死，或因受刑之後因他病而死者，均照邂逅致死律論。”這無異於立法支持刑訊逼供了。
第二，清代的地方司法系統，沒有現代的公檢法之分。事實上，從執行逮捕到立案偵查，再到庭審，都是州縣官“一人政府”領導下的甚至是同一個班子來進行。律師辯護制度更是奢談，所謂訟師從來就沒有當庭辯論的資格，其合法性也堪憂。如此，嫌犯很難得到可助其避免刑訊逼供的程序正義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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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清代州縣官的審訊技術，簡陋得如同還停留在初民社會。來自《周禮》的所謂“五聲聽獄”，仍爲多數人奉爲教條，即“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這種方法帶着濃厚的主觀傾向，顯然缺乏嚴格的法理邏輯。而在依靠“五聲聽獄”不能得到滿意供詞的情況下，無論清官還是濁吏，可能都只好求助於“給我大打五十大板!”
第四，清代州縣官員好用刑訊逼供，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清代文官人手嚴重不足，已有衆多學者指出，姑不多論。清代審案期限又極爲嚴格，這讓本就人手不足的地方官員，尤其措手不及。據《清史稿·刑法志》，尋常命案限6月，其中州縣須3月內結案解府州，府州一月內解司，司一月內解督撫，督撫一月內向皇帝諮題;盜劫及情重命案、欽部事件並搶奪掘墳一切雜案，時限更短，僅4月，其中州縣須2月內解府州，府州20日內解司，司20日內解督撫，督撫20日內諮題。重大案件的結案時限，反較普通案件爲短。
官員若違反審轉期限，將直接面臨“罰俸”、“降級”等行政處罰，若遭彈劾，有時還會得到更嚴厲的處分。如此，官員尤其是地方基層官員，只好化壓力爲暴力，將嫌犯一拷了之。
此外，清代吏治之貪瀆腐敗，衆所皆知。因利益關係或權力傾軋而鍛造冤獄，亦屢出不鮮。而在每一個冤獄中，都難免徘徊着刑訊逼供的幽靈。說到底，清代刑訊逼供的本質，就在於缺乏對個體權利的認同與保護。哪怕是一個犯罪嫌疑人，也有其天賦人權，刑訊逼供則挑戰乃至踐踏了此種天賦人權。這既是庶民的悲劇，也是王朝的悲哀;既映出草芥之民的渺小卑微，也襯出官僚機器的冷血強大;既留下炙烤民權的殘痕，也攝下濫施公權的影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