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 的春天，這個春天對瑞典著名地質學家、考古學家安特生教授來說，無疑是一個再美好不過的季節。因爲正是在這個春天的某個清晨，安特生懷揣中國政府的聘請書，以“中國北洋政府農商部礦政司顧問”的身份，開始了他夢寐以求的中國探險考察之旅，同時也踏上了他最輝煌的人生之路。
1902年，他在瑞典烏普薩拉大學獲得博士學位，1906年在該校任教，併兼任瑞典地質調查所所長。當安特生接到中國政府的邀請時，他毅然辭去了在瑞典的一切職務，從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出發，先到印度，再經過千里輾轉，進入新疆，然後沿塔里木河向中國內地前進。
據史料記載，安特生進入塔里木河的時間，是1914年4月的一個上午。那個上午，中國西部的天氣很好，陽光燦爛，春風拂面。安特生乘一葉小舟在淡淡的晨霧和暖融融的陽光中，順着暗藍色的塔里木河緩緩划行，飄然而下。整個航行途中，安特生總是獨坐船頭，從順水漂行的木船上觀賞着兩岸的景色。在盡情欣賞塔里木河兩岸風光的同時，安特生認真閱讀剛剛出版便轟動了整個歐洲的考古鉅著——《絲綢之路》。讀着這本書，安特生心中如塔里木河水一般悠悠盪起的，是對神祕中國的連連感嘆和對自己姍姍來遲的遺憾。
這一年，安特生剛滿40歲，但他在國際上已是一位聲名顯赫而又獨具個性的大學者了。安特生除了鑽研地質學之外，對考古和探險有着極大的熱忱和濃厚的興趣。1901年春，他曾以瑞典南極考察團團長的身份，親自率團奔赴南極。這次南極之行，在安特生的人生履歷中，雖然增添了頗有傳奇色彩的一章，但因事前準備不足，他的團隊到達南極後，無法抵禦惡劣氣候的侵襲，最後只得草草返回瑞典。不僅考察項目不盡如人意，而且研究結果也收效甚微，以至於安特生回國後，在幾天的閉門沉思中，對自己的這次選擇產生了深深的懷疑。
而與安特生同處一個國度、同研究一個領域的地質學家斯文·赫定，卻在安特生率隊奔赴南極的同時，悄悄踏上了遠東的中國大陸。 斯文·赫定前往中國的時間也是1901年(清光緒二十七年)的春天。他此行的目的，是想通過對中國西部的實地考察，解決當時懸而未定的關於羅布泊的地理位置問題。
斯文·赫定的這次羅布泊之行，對中國的古代文化有一個很大的貢獻——在羅布泊
發現的文物
西北一帶，他無意中發現了被人類遺忘了千餘年的樓蘭古城遺址。 顯然，斯文·赫定中國之行的巨大成功，對剛從南極返回瑞典本土的安特生來說，是一次不小的震動，甚至可以說是一次相當沉重的打擊。雖然安特生學識淵博，經驗豐富，才華驚人而又雄心勃勃，但在探險的方向上卻選擇了寒冷的南極;斯文·赫定儘管學識並不比安特生高明，經驗也未必有安特生豐富，但在探險的方向上選擇的卻是神祕的中國。其結果是天壤雲泥，大相徑庭。安特生並未因此氣餒。雖然他後悔自己選錯了探險的方向，但卻十分自信地認爲，如果他當初選擇的是中國而不是南極，一定會比斯文·赫定更加出色。可惜，歷史已經無法改寫。因此，從南極返回瑞典本土的安特生經過一段時間的閉門反思後，很快便將考察熱情和尋找目光轉向了中國。
就在安特生渴望前往中國的日子裏，古老中國封閉了幾百年的大門這時也到了在某些領域需要稍稍打開一點縫隙的時候。事實上，自17世紀以後，歐洲各國許多地質學家、地理學家、古生物學家、政治冒險家，以及後來迅速發展起來的田野考古學家，像淘金者一樣紛紛擁進了遠東，尤其是中國大陸。一時間，中國燦爛的古代文化遭到了空前的劫難——敦煌、龍門、雲崗等石窟的壁畫和古代石雕像，以及洛陽的古墓等大批古建築和古遺址都被掘得破爛不堪、慘不忍睹。直到1912年民國成立，迫於民衆的呼聲和政府的抵制，西方各國纔不再明目張膽地在中國進行肆無忌憚的搶掠，而是通過各種不同的方式，把他們的科學家派往中國，以得到中國的礦藏資源，特別是煤礦和鐵礦的第一手資料。
由於當時的瑞典被中國認爲是“西方几個沒有帝國野心的國家之一”，所以中國北洋政府根據當時地質調查所(隸屬於農商部)負責人丁文江先生的建議，決定聘請瑞典科學家安特生前來中國擔任北洋政府農商部礦政司顧問，並通過有關部門，向安特生本人發去了正式的聘請書。這樣，接到了中國政府聘請書的安特生，才終於以“中國北洋政府農商部礦政司顧問”的正式身份，踏上了夢想多年的遠東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