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肯堂《1549——1613》，自號樵子，又號“念西居士”，字宇泰，江蘇金壇人。萬曆十七(1589)年進士，後選庶吉士，授檢討。萬曆二十四(1596》年，上書神宗抗禦侵朝倭寇，無果，託疾辭歸，後以“浮躁”論劾，被令家居。萬曆三十四《1606》年，由吏部侍郎楊時喬舉薦，任南京行人司副。萬曆四十《1612)年，轉福建布政使司右參政，直至罷官。
王肯堂平生好學，天資聰穎，在許多領域造詣精深，堪稱晚明奇才。他工書法，精醫學，擅石刻，嫺文史，曾參與國史編修，口碑頗佳。又因心性平和，豁達大度，對晚明各教一視同仁，也得到各家(教》信任，雖穿梭各派之間，卻相安無事，多受好評。他與晚明來華的耶酥教會士利瑪竇有往來，《利瑪竇中國札記》一書中提到王肯堂，稱他是‘‘北京翰林院裏一位傑出的哲學家”。他追隨紫柏大師參禪問道，觸類旁通，禪宗修持尤見功底。
王氏小紫柏六歲，紫柏是他的得戒師，紫柏給他的書信多是啓發、鼓勵，或評判得失，激揚心志。紫柏在給弟子的書札中，也多囑託他們關照王肯堂，視同手足。如在一封給密藏道開的信裏，紫柏說：“宇泰受性魯直，處世非其所長，亦當渠識，暗處痛提省之。吾囑汝二者，不可忽之。”道開有經世之才，紫柏此書，或有要他授王氏應世方略之意。在給俗家弟子馮夢禎的一封信中，也要求他“當委曲時警策之(王肯堂)”。
紫柏與王肯堂書信往來頻繁，分析其內容，主要關涉以下三方面問題：
(1)戒行問題。
在一封書札中，紫柏說：“所受三戒，命根金湯，幾百行止，切切護念;如或放逸，其畏非言可喻。想此個光景日用，宇泰不忘也。”此處三戒指在家八戒，出家十具足戒，道俗共守五戒。佛教戒、定、慧三學中，戒條居於首位。據說世尊涅槃前，曾告誡弟子“當以戒爲師”，凸顯了戒律對佛法修持與正法維持的重要意義。戒律既是保證個體由戒生定，因定生慧，斷惑證真，圓成佛法的基礎，又是確保僧團純潔與穩定的條件。紫柏戒行精嚴，一絲不苟，所以，對追隨其參禪的弟子，他也提出同樣的要求。
由於受狂禪衝擊，晚明叢林戒行鬆弛，僧風窳(音yu，壞劣之意)敗，紫柏鼓勵王肯堂嚴守戒行，以身作則，對後者收束身心，甘於寂寞，安心於唯識學研究有積極意義。
(2)禪修問題
紫柏是晚明教內禪宗究竟論的堅定支持者，護法心切，禪法至上。王氏隨紫柏受戒參禪，所以，紫柏與之的書札中，諄諄告誡，苦口婆心。王氏一次因病臥牀，紫柏聞知後，寫信慰藉，其中雲：“我今且問，能知痛者畢竟是何物，所痛者又是何物?若無所痛，知痛者不有;若無知痛者，則所痛於我有何交涉?大丈夫到這時節，正好作觀想，畢竟尋究能痛、所痛，是一、是二?一則，能所尚無，阿誰受痛?二則，能是能，所是所，能痛畢竟不是所痛。能痛若是所痛，又是一;一則本無能所，受痛者阿誰?公於此，直將痛苦中種種憎愛、憎愛情識轉爲一個觀想，拼命挨將去，畢竟要知痛者是誰爲崇。果然推得人頭，不惟業消痛除，敢保參禪一節，從此結案。”
紫柏就“病”說法，以“參話頭”方式引導王氏參禪，眉毛拖地，煞費心機。禪宗“話頭”據說有一千七百則之多，但方法大同小異，無非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以疑助悟，悟不廢修。如憨山所云：“將一則無義味語，與你咬定，先將一切內外心境妄想，一齊放下。因放不下，故教提此話頭，如斬亂絲，一斷齊斷，更不相續，把斷意識，再不放行。此是達摩‘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的規則也。” 以“話頭”起疑去惑，徹悟禪機，最終漆桶打破，生死解脫。但“紫柏禪”與宗門“祖師禪”作法稍異，前者分外重視小乘禪觀，尤重五停心觀(不淨觀、慈悲觀、緣起觀、界分別觀、數息觀)中的“不淨觀”;後者卻要“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較少顧及這種修持法門。所以，在這段開示後，紫柏又對“不淨觀”大加發揮雲：
“蓋衆生從無量劫來，迷卻本明廣大靈然之體、活潑清靜之心，執此浮想及這臭軀殼子，保惜不捨。若是病患苦痛煎熬迫，衆生自然悟此身危脆，臭穢不淨，有此念頭起時，更得善友傍敲暗擊，此身臭穢，不堪保惜，此相不實，又何憎愛?”
“不淨觀”重點對治貪心，一般有兩種，即觀自身之不淨與觀他身不淨。此處所言爲前者。由於強調小乘觀法，遂使“紫柏禪”凸顯了“觀”的成分。這樣，“疑”與“觀”就有打成兩橛的可能性，這或是紫柏始料未及的。
(3)經教問題
南禪力唱‘‘教外別傳”，揶揄經書，流風所及，大有秦皇“焚書坑儒”氣概。然而，佛典經論是培育禪法的母乳，排斥義理，徒逞胸臆，或可僥倖一時，掩人耳目，但長此以往，必然斷流絕巷，自誤誤人。所以，宋明之後，“不立文字”變成了“不離文字”，“禪教一致”、“藉教悟宗”漸得市場。紫柏一生就研讀經教不輟，致力於方冊藏的刻印。不過，晚明佛教並非鐵板一塊，濫觴於文藝圈的“狂禪”運動也在教內有所迴應。王肯堂交遊廣泛，不免心高氣傲，有輕視經論之意。紫柏聞知，深感愕然，遂嚴力口批評，促其改正。紫柏雲：
“得手書，甚慰懸想，但書中雲：‘參禪不易，若只將心等悟，縱任貪嗔，廢漸修之功，豈不兩成耽誤?只得隨緣制伏。’蓋言前薦得，曲我宗風，是教將心等悟，縱任習氣。貧道曩與宇泰舉揚時，未始有此，不知宇泰何處得此知見?
……貧道雖宗門種草，若論見地，未始不以教乘爲據證……古德雲：‘悟明後，方修行。’然悟明之說，種種不同。有解悟，有修悟，有證悟。解悟者，從經教薰聞力久，心漸開通，又謂之依通識解;修悟者，宿有聞薰，曾少開解，但未得實受用，今生出頭來，或假修習，忽然疑情頓斷，受用現前;證悟者，根器猛利，不移剎那，習隨悟消，立地成佛。今宇泰即未能修悟、證悟，亦當熟閱一部教乘，以求解悟，其間習氣，以薰力故，不求損減，而自損減。”
傳統上，佛法之“悟”分“解悟”與“頓悟”，前者又稱“開悟”，即先“理解”後“得悟”;後者又稱“悟入”，即先“修持”後“體悟”。《宗鏡錄》卷三十六雲：“若因悟而修即是解悟，若因修而悟即是證悟。”紫柏此處的“修悟”實際相當於“證悟”，而所謂“證悟”者，則是聰明天縱，善果夙培，“根器猛利，不移剎那，習隨悟消，立地成佛”。
“三悟”的中心是“解悟”，他認爲，即使是所謂慧根大器者，悟後方修，經典也是不可逾越的一道橋樑。
二
王氏是晚明著名的唯識研究學者，由清通簡要的禪修範式轉向縝密精細的唯識學研究，紫柏的勸誡與引導起了關鍵作用。
相宗理方，循規蹈矩，精於修行步驟的勘驗，紫柏認爲，這是對治禪宗疏狂簡傲的有效途徑。紫柏曾對相宗盛讚有加，嘗雲：“夫搜剔陰陽之奧，囊括造化之精，洞鴻蒙之源，破混沌之竅，超儒老而獨高，冠百氏而弘深，舍唯識之宗而他求，未之有也。” 雖有拔高之嫌，卻真切表達了他對相宗與性宗《尤其是禪宗)相資爲用的厚望。紫柏本人以禪法爲歸，卻仍然投入巨大精力從事唯識學研究。他著有《八識規矩》、《唯識略解》、《阿賴耶識四分略解》等詮釋性短文，推廣唯識學的相關知識。王肯堂聰慧多才，紫柏着力培養他從事於相宗研究。
王氏也不止一次言及紫柏在他相宗研究道路上的引領作用。在《成唯識論集解序》中，他說：“餘聞紫柏大師言，相宗絕傳久矣。魯庵普泰法師，行腳避雨，止人家檐下，聞其內說法聲，聽之則相宗也。亟入見，乃一翁爲一嫗說。師遂拜請教，因留月餘，盡得其學而去。疑翁嫗非凡人，蓋聖賢應化而現者。雪浪恩師法，即魯庵之孫也。緣督又雪浪之孫也。而一雨、巢鬆二師，皆得法雪浪，稱高弟子，其授受淵源有自矣。” 魯庵普泰，其人不詳，他著有《八識規矩頌補註》，而其弟子無極守愚擅華嚴學，曾開講《華嚴經》於南京大報恩寺。雪浪洪恩與憨山德清都曾入其講席。洪恩曾從大藏中輯出八種唯識著作，彙集成書，以資初學，謂之《相宗八要》，甚得晚明唯識學研究者所重。洪恩弟子中相宗研究人才輩出，青出於藍。
在《成唯識論俗詮序》中，他又說：“《成唯實論》是玄奘大師最後糅譯，囊括諸論，淵涌義海，融暢奧博，無與爲儔。自基師以來，有《疏》有《鈔》，《疏》、《鈔》之外，又有《掌中樞要》、《唯識鏡》等諸著述，不知何緣不入大藏中。宋南渡後，禪宗盛極，空談者多，實踐者少，排擯義學，輕蔑相宗，前據諸典，漸以散失。然《開蒙》之作，出於元人，爾時慈恩疏鈔似猶在也。餘始聞唯識宗旨於紫柏大師，授以此論(《因明入正理論》)，命之熟究。”
《因明入正理論》(一卷)，是古印度大乘佛教瑜伽行派論師陳那弟子商羯羅主所著。商羯羅主又稱骨鎖主或天主，博學宏識，精因明之學，本書爲祖述陳那《因明正理門論》而作，以二悟八義組織整個因明系統，條例清晰，言簡意賅，深爲教內所重，是研究因明的入門書。而因明學是唯識學研究的基礎，不通因明，相宗研究就無從談起。
唯識學三傳而絕，在疏、鈔難覓的絕境下，晚明唯識學研究一起步就面臨巨大困難。不過，有紫柏、雲棲、憨山等大師以身作則，率先垂範，很快掀起研究唯識學熱潮。
晚明唯識學流派紛呈，淵源各異， 紫柏一系遙承宋寂音尊者(慧洪覺範)宗旨，中經紫柏垂範鼓唱，下有王氏發揚光大，是當時諸家研究中表現出色的一支。
王肯堂撰有《因明入正理論集解》(一卷)，《成唯識論證義》(十卷)等著述，他心胸開闊，不拘一家之言，對各家研究成果廣收博取，歸納彙集，使當時唯識研究成果得以保存。王肯堂也參與了紫柏倡導的《嘉興藏》刻印偉業，他是初期十位善信之一，且持之以恆，雷打不動。萬曆二十七(1599)年，他在《刻大藏願文》中說：“始藏公與餘言，宰官與緣者四十人，人百金以爲主，而其他輔之，不十年可完。餘亦踊躍翹企。無何，四十人者，漸與旨迕，存物半而登朝食祿者無一焉。獨吾金壇兩緣，不絕如線。自戊子(1588)迄今十三年矣……不孝雖貧，願歲捐十金，至藏完爲止。衣食可缺，此不可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