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宋朝的職官制度上就能知曉，宋朝時期的政治格局主要由專制集權主導。
可以說，宋朝時期，其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此舉基本上消除了造成封建割據和威脅皇權的種種因素。爲了防範文臣、武將、女後、外戚、宗室、宦官等六種人的專權獨裁，宋朝廷制訂出了一整套集中政權、兵權、財權、司法權等各種制度。
這種集權形式主要有以下五個特點：
一是、中央集權，也就是說地方權力相對薄弱，諸多政治舉措均由朝廷頒佈，地方官員沒有參與的權力;
二是、皇帝集權，朝廷中的大小事務則由皇帝一人說了算;
三是、百官權力分散，文武百官們負責在皇帝的方針下細化政策，沒有擅自變動方針的權力;
四是、重文輕武，雖說，宋朝開國之際武官的地位較高，但是，隨着國家相對穩定文官逐漸穩壓武官一頭;
五是、軍事上內重外輕，全國的兵力大部分集中在朝廷周圍，邊防相對薄弱。
可以說，從趙匡胤建立宋王朝開始，他就對中央官制作了調整，其特點就是：用設官分職、分割各級長官事權的辦法來削弱其權力。之後的宋朝官僚制度則大體能分爲三個階段：
宋神宗改革前爲一個階段，宋神宗改革後爲一個階段，南宋後又是另一個階段。宋朝的中樞機構被劃分爲兩個部分：中書與樞密院。這兩部分分別負責文武事項，雙方互不干涉。
中書府是宋朝宰相處理公務的地方，真正握有最高行政權者是“宰執”，所謂“宰執”，即宰相與執政之統稱，其中，還有一個參知政事。雖說，除中書之外也有尚書、門下等文官機構，但是，這些機構已脫離政治核心，空餘名號並無實權，已名存實亡。
宋朝建國之初，先是沿襲了唐朝的職官制度，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擔任宰相，到了元神宗改革後，宰相之職則由尚書左僕射擔任。南宋時期，則結合了北宋的宰相制度，宰相兼任同平章事與尚書左僕射。
負責軍事的樞密院則沿襲自五代時期，樞密院設置樞密使與宰相“分庭抗禮”，也就是樞密使與宰相一文一武分管朝政。這一舉措是爲了從政治上轄制宰相，使其無法一家獨大，此外，樞密院又分了兵部的權力，幾大部門環環相扣呈掎角之勢，保持平衡。
按說，樞密使一職應由武官擔任，畢竟，這一機構主要負責朝中軍事，但是，宋朝皇帝偏偏讓文官擔任樞密使一職。對此，宋神宗曾如此解釋道：“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宋朝重文輕武由此可見一斑。
雖說，樞密院的由文官領導，但是，樞密院的副職卻仍採用武官，畢竟，軍機事務還需專人管理。樞密院、中書兩省分權的情況也有特例，慶曆年間就發生過宰相兼任樞密使的情況。
當時，宋朝與西夏爆發戰爭，中書、樞密院兩大機構將相不和，對具體的軍令下達產生了不利影響，所以，在這一特殊時期朝廷臨時任命宰相兼任樞密使，讓兩大機構第一次擰成一股繩，西夏戰爭結束後，又恢復了原狀。
南宋時期的秦檜等人也曾兼任過兩大機構的一把手，但是，這都只是環境所限，直到寧宗之後宰相掌管兩大機構才成定局。
宋朝皇帝令樞密使與宰相分管兩大機構的初衷是防止雙方有任何一方坐大，互相牽制，以一定內耗保證皇權的穩定。這種做法雖然對皇帝集權有利，但是，到了特殊時期卻會對政策下達造成不利影響，所以，宋寧宗之後才改革了這一職官制度。
不得不說，北宋皇帝高瞻遠矚，南宋權臣兼任文武兩大機構領導，的確對皇權專制造成了一定的影響。
軍事方面，宋朝主要施行募兵制，而招募的來源則有許多種，其中，一種就是每趕上某地鬧饑荒，朝廷會從災民中選拔兵丁。宋朝統治者覺得這種方式一舉兩得，既減少了“天下獷悍失職之徒”又增加了“良民之衛”，這樣降低了災民暴亂的風險增加了軍事實力，可謂一箭雙鵰。
除這種從災民中選拔兵丁的方式外，宋朝還有一種募兵方式，這種方式最早可追溯到後周時期。這就是從地方軍中選拔軍事素質過硬的士兵，徵召進中央軍。這種選拔制度有點像是電視劇裏選拔“特種兵”，這也是使宋朝時期的軍事出現了“內重外輕”的原因之一。
北宋時期的武將是禁止私自募兵的，違反規定的將軍會以謀反論處。南宋時期由於國家處在危機中，所以，開放了將領募兵的權限，由此，便出現瞭如岳家軍、韓家軍等勁旅，可以說，此舉也是大大增強了南宋的軍事實力。
然而，這種做法從根本上犯了皇帝的大忌，南宋皇帝生怕這些將領的私兵成爲威脅自己的力量，所以，時常以各種方式回收這些將領的兵權。總的來說，宋朝統治者十分在乎“前車之鑑”，將唐朝的政策加以調整和改革，藉此鞏固皇權專制。
雖說，這種做法收穫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卻也滋生了一些新的隱患，最終，釀成蒙元覆滅宋朝的大禍。
雖然，宋朝之後的軍隊逐漸步入了職業化，消除了軍閥化，可是，清末和民國卻是一個“反例”。如果仔細觀察清末和民國軍閥的形成，其實，和五代之前的軍閥如出一轍。比如淮軍、廂軍就是軍隊地方化的典型特徵，因此這只是軍事制度的“復古”，而非軍事規律的特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