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簡稱斯坦因，文獻中亦見“司代諾”、“司坦囊”等。原籍匈牙利，是一名猶太人，1904年入英國籍。世界著名考古學家、藝術史家、語言學家、地理學家和探險家，國際敦煌學開山鼻祖之一。他是今天英國與印度所藏敦煌與中亞文物的主要蒐集者，也是最早的研究者與公佈者之一。
他的許多著作至今仍是敦煌吐魯番學研究者的案邊必備之書。曾經分別於1900-1901年、1906-1908年、1913-1916年、1930-1931年進行了著名的四次中亞考察，考察重點是中國的新疆和甘肅。斯坦因在中國積貧積弱、有關人員愚昧無知的情況下，用極其不光彩的欺騙手段搞到敦煌遺書。
藏經洞文物被盜
第一個來敦煌竊取藏經洞文物的是英國人斯坦因。斯坦因原爲匈牙利人，1862年生於布達佩斯的一個猶太人家裏，後加入英國籍。作爲一名考古學家，斯坦因曾先後四次來我國西北考察。第二次中亞考察時，斯坦因來到甘肅河西，以不正當手段非法從王道士手中騙取大量敦煌藏經洞文物，成爲劫掠敦煌文物的始作俑者。
早在1879年，匈牙利地質學家拉喬斯·洛克齊(LajosLoczy)參加塞琴尼伯爵探險隊到過敦煌。1902年，在德國漢堡舉行的國際東方學會議上，洛克齊報告了敦煌莫高窟保存的精美壁畫和雕塑。斯坦因也正是從他的朋友洛克齊那裏聽到了莫高窟的情況，這就更進一步刺激了斯坦因到敦煌考察的慾望，所以，在1904年，他在向英國政府提交的第二次中亞探險計劃書中，就將考察的地區擴大到甘肅敦煌。1906年4月，斯坦因踏上征途，開始第二次中亞探險。
1907年2月，斯坦因從樓蘭遺址出發，沿羅布泊南的絲路古道，經過陽關，3月12日早晨，斯坦因一行到達敦煌。此前，斯坦因在喀什聘請了一箇中國師爺—蔣孝琬，作爲他的翻譯和助手。斯坦因初到敦煌時，並不知道莫高窟發現藏經洞的事，原準備在敦煌稍事停留，考察莫高窟，補充一些糧食和飲水後，前往羅布泊進行考古發掘。但不幾天就從一位定居敦煌的烏魯木齊商人那裏聽到莫高窟發現藏經洞的情況，斯坦因當即改變注意，動身前往莫高窟。
3月16日，斯坦因來到莫高窟，這時候，王道士已在藏經洞門上裝上門鎖，並親自掌管着門鎖的鑰匙。斯坦因到來時，碰巧王道士外出化緣未歸，但他仍從一個小和尚手裏看到一卷精美的寫本，這使斯坦因欣喜若狂。他決心留在敦煌，等待王道士的歸來。這期間，斯坦因返回敦煌縣城，僱了一批工人，考察併發掘了敦煌西北的長城烽燧遺址，獲得大量漢代簡牘。
5月21日，斯坦因返回莫高窟，此時，王道士也已化緣歸來。由於前幾天莫高窟正在舉行廟會，往來香客很多，爲防止好奇的善男信女可能進入藏經洞，王道士用磚塊代替木門，堵住了藏經洞的入口，這使斯坦因非常失望。於是，斯坦因說他是來莫高窟拍攝壁畫照片的，隻字不提藏經洞之事，而是通過蔣師爺和王道士進行了初次接觸。
蔣師爺向王道士表示斯坦因願意提供一筆捐款幫助他修理洞窟，希望能看到一些寫卷，王表示同意，但當蔣師爺表示斯坦因實際上想購買一些寫卷時，王道士立刻警惕起來。一方面藩臺衙門有封存藏經洞的禁令，另一方面王道士也怕這樣做會被別人發現，對他本人和他所做的“功德”不利，因此，王道士拒絕了斯坦因的要求。接着，他提出請王道士領他參觀洞窟內正在進行的修建工程，王欣然同意。
在參觀過程中，斯坦因雖然對王道士的新塑像極爲鄙夷，但他卻從中發現了王道士對宗教的虔誠，因而藉機表示對王道士的敬佩，王道士對斯坦因漸漸有了好感。接着，斯坦因又向王道士吹噓說，他是玄奘的忠實信徒，又娓娓動聽地向王道士述說自己是如何追尋着玄奘的足跡，從印度橫越峻嶺荒漠，歷經千難萬險而來到敦煌的。這番話果然打動了王道士的心。
當夜，王道士悄悄地將一捆經卷交給蔣師爺拿給斯坦因進行研究。說來也巧，這些經卷的題記表明，佛經是玄奘從印度帶回並從梵文譯爲漢文的。這個偶然的巧合，給斯坦因帶來新的希望。第二天，斯坦因對王道士說他之所以能在這一天看到由玄奘帶回並翻譯的佛經，完全是聖人玄奘在冥冥間作的安排，目的是讓他把這些來自遙遠的印度的佛經送回原來的地方。王道士是一個十分迷信的人，斯坦因這番話使他感到這一巧合的確是神的召示。入夜，王道士拆除了封堵藏經洞的磚牆，向斯坦因打開了藏經洞之門。
進洞之後，在昏暗的油燈下，斯坦因看到“經卷一層一層地堆在那裏，密密麻麻，散亂無章。經卷堆積的高度約有10英尺，後來測算的結果，總計約近500立方英尺。藏經洞的面積大約有9平方英尺，剩下的空間僅能勉強容得下兩個人。”由於洞窟太小，光線又暗，不便閱讀，王道士就允許斯坦因把幾捆卷子移到洞窟前室的一間小屋。爲了防止被別人發現，又將窗戶用紙糊上。之後，每天夜裏，由王道士入洞，取出一捆捆寫本，拿到小屋裏讓斯坦因研究。
由於寫卷越來越多，斯坦因放棄了原來準備叫蔣孝琬給每個寫本都編出目錄的打算，只是從他的考古學標準出發，儘可能多、儘可能好地選擇寫本和絹、紙繪畫。最後斯坦因捐出一筆錢作爲酬勞，送給王道士，並約定在離開中國之前，除他們三人外，不向任何人透露這些寫本、繪畫的來源。
對這筆交易，1921年，斯坦因在其出版的考古報告裏寫道：“當我今天回過頭來檢視我用4錠馬蹄銀換來的無價之寶時，這筆交易簡直有點不可思議。”6月中旬，斯坦因帶着從王道士手中獲得的藏經洞文物，前往安西“探險”。四個月後，斯坦因在返回敦煌附近時，給王道士寫了一張字條，蔣孝琬拿着字條又祕密去了一次莫高窟，從王道士手中得到了230捆文書。16個月後，裝滿24箱經卷和5箱經過仔細包紮好的絹畫、刺繡等藝術品，便平安地存在倫敦的英國博物館裏了。
第二次中亞探險結束後，斯坦因於1911年寫出了此次考察的個人筆記—《沙埋契丹廢墟記》(兩卷本)，1912年在倫敦出版。1921年，斯坦因的正式考古報告《西域考古圖記》(Serindia，又譯塞林提亞)由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中譯本《西域考古圖記》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翻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出版發行。
1914年，斯坦因第三次來中國進行考古“探險”時，再次來到敦煌，又通過王道士等獲得了5大箱寫本文書。雖然，大部分文獻已被伯希和探險隊、大谷探險隊及北京政府運走，但斯坦因此次所得，大部分是王道士早已取出並轉移到安全地點祕藏起來的，少部分則是當地官僚所有和散佚在民間的。由此，斯坦因成爲獲得藏經洞文獻最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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