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登·華爾納人高馬大，藍眼睛，紅頭髮，是一位討人喜歡，如同斯皮爾伯格影片中充滿冒險精神的主人公那樣的學者。20世紀20年代，爲了給福格藝術博物館徵集藏品，他曾兩次率隊前往中國，爲福格藝術博物館開展獵獲和徵集藏品之旅。他腳蹬標誌性的靴子，頭戴斯泰森氈帽，蓄着時髦的鬍鬚，一副盛氣凌人的做派。據說，他是電影《奪寶奇兵》的人物原型之一。然而，從血統和教養上講，華爾納可不是放牛娃出身，他來自以血統爲傲的波士頓婆羅門家族。他母親的家族源於約翰·達德利爵士，他曾擔任馬薩諸塞灣殖民地的皇家總督。父親的家族源於羅傑·謝爾曼——簽署過《美國獨立宣言》《美國聯邦條例》《美國憲法》《美國權利法案》等美國法規的開國者。華爾納的叔父是喬治·霍爾議員(馬薩諸塞州共和黨)。年輕的華爾納進入哈佛大學後，玩賽船，擔任文學雜誌《哈佛大學鼓動報》編輯，加入了“速成布丁俱樂部”和“印章與編年史學會”，還獲得過班級詩人的稱號。畢業後，他在紐約牡蠣灣羅斯福家的院子迎娶了洛倫·德雷米科斯·羅斯福，她是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堂兄的女兒。
19世紀90年代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中國和中亞的大部分地區，成了相互競爭的國家開展藝術探險的決鬥場。歐洲和日本的探險隊攜帶最先進的探測和照相器材，開始在中國西部細細梳理，尤其是沿着廣爲人知的古商貿線路——絲綢之路向前推進。
有關那些探險隊收穫的出版物，促使福格藝術博物館躍躍欲試。1923年至1924年，該館首次開展了前往中國西部甘肅省敦煌的“偵查之旅”。起初，他們乘火車前往河南，一路順利。在那裏，倆人拜會了當地軍閥吳佩孚及其30位幕僚。吳佩孚等人與華爾納、傑恩共進晚餐，旁邊還有一支樂隊演奏軍樂。吳司令以“不與北京頂嘴”而聞名，他爲倆人的下一段行程提供了10人武裝護送。在翻譯王進仁和被稱爲“小男孩”的廚師的陪同下，華爾納和傑恩探險隊以一面代用美國國旗，來宣示自己的國籍。那面美國國旗，由河南當地的4名裁縫加工而成，上面還裝飾着探險隊使用的“馬扒”圖案，那是一種無彈簧兩輪運貨馬車。隨後，探險隊向西安進發。
9月份，華爾納和傑恩在西安停留了4天。他們享受了那裏的鄉村式溫泉，在古董店裏翻來找去，購買了一系列拓片，上面蓋有剛掉了腦袋的直隸總督端方的硃紅印章。同時，他們被引見給當地官員，獲悉後面路程的情況。離開古都西安及其周邊古代遺址時，他們仍然高舉美國星條旗，但放棄了武裝護送。即便當時，西安也以文物資源豐富(以及造假)而聞名遐邇。“用不了多少年，這裏要麼會有盜墓者以笨拙方式再次開挖那些封土堆，把先輩遺留的東西提供給外國市場，要麼會有經過特別批准的科學家攜帶測量尺和照相機前來，充滿敬意地打開渭河邊上那些帝王陵墓。”1926年，在那次探險的報告《中國漫長古老的道路》中，華爾納做出瞭如此哀嘆：“那些封土堆七零八落，一望無際，有大有小，有遠有近。對盜墓者來說，穿行其間，真是一種鍛鍊自我控制力的經歷。”(正是在那裏，1974年打井時，出土了兩千年前秦始皇的兵馬俑軍陣。) “經歷了大約24公里的誘惑後”，華爾納和傑恩繼續前行，來到涇河交匯處的涇州，在那裏盜走了約爲公元6世紀的佛教石雕像，絕大多數是頭像和軀幹雕像。他們發現那些雕像“已從大雄寶殿原有位置上敲掉了”。
遇險
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十分混亂。那時的中國西部，土匪和軍閥四處橫行。從河南到西安，需要行進7天。動身之前，華爾納寫道：“那裏發生了6起謀殺，30起綁架，以及無數起持槍搶劫案。”當時，該省已經擠滿了政府軍隊，準備隨時反擊。前途充滿危險，促使傑恩在腰間綁了把自動左輪手槍。華爾納和傑恩還目睹了3名五花大綁的囚犯被處決，他們的“3顆腦袋從3具不幸的軀幹上滾落，士兵們則在旁邊走來走去，等着有人前來收屍”。此時，華爾納等美國人跋山涉水，穿越黑乎乎的泥地，抵達了甘肅省首府蘭州。他們剛剛進入小旅館門口，政府軍士兵就攻擊了他們的小型大篷車隊。他們“接管了馬車、車伕和騾子”，聲稱華爾納一行“有軍事目的”。華爾納要求拜會當地負責官員或治安官，他嚷嚷道：“請你們記住，我以前是一頭紅髮，我見過一些真正的大場面，知道沒有任何事情會有好結果……我在省衙門口時，曾聲嘶力竭高喊過，還送進去過我的名片。閣下在睡覺。好吧，請告訴閣下，該起牀了。閣下在睡覺!好吧，告訴閣下，再過一分鐘，一個外國鬼子會進去幫他穿衣戴帽。”過了5分鐘，當地負責官員現身了。華爾納一會兒威脅，一會兒甜言蜜語，還遞過去吳佩孚元帥的一封信。“提到那個大名，那位官員的胳膊幾乎立馬短了一截。”結果是華爾納如願以償，要回了自己的東西。
敦煌是華爾納一行最後的目的地。路上，他們繞道去了趟位於戈壁灘中的黑水城遺址，“党項的黑城”。奧萊爾·斯坦因爵士確認，那裏就是馬可·波羅所說的額濟齊納。1908年，俄國探險家彼得·科茲洛夫曾發現了那座城池遺址，比斯坦因早了6年。根據斯坦因的描述，黑水城曾是佛教藝術中心，它的城牆仍屹立“在碎石戈壁灘上荒蠻之地，保存得相當完好。它的四周，環繞生長着檉柳灌木叢以及兩條幹枯的河道”。1226年，党項人臣服於蒙古人成吉思汗。然而僅一個世紀以後，明朝軍隊通過築壩使河流改道，把黑水城夷爲一片廢墟，廢棄了這座城。在福格藝術博物館探險隊抵達此地的十幾年前，科茲洛夫和斯坦因發現，那裏是一座佛教雕塑、手稿和彩繪文書的寶庫。乾燥的沙子有利於遺址的保護(目前那些文物保存在聖彼得堡、倫敦的博物館和圖書館)。
華爾納抵達黑水城。他凝神觀望，四周一片荒涼，令人悲傷。被遺棄的黑水城遺址屬於“超出我所有想象的美麗”。雖然黑水城遺址偏僻遙遠，但華爾納發現，斯坦因和科茲洛夫已“理清了每面城牆，掏空了每個塵封的小佛塔”。華爾納的隨行中，只有4名挖掘民工、1位嚮導和幾匹駱駝。儘管如此，他們還是在那裏發掘了10天，發現了一些佛教壁畫碎片，一些黏土製成的小還願佛塔，一個(華爾納確信)時代爲10世紀的精美銅鏡，一些小泥塑和日用陶器。直到一場暴風雪不期而至，迫使他們停止了挖掘。
離開黑水城時，華爾納和傑恩的嚮導迷了路，使他們的失望變成了災難。感恩節夜裏，傑恩的兩腳凍傷。他從駱駝背上下來時摔倒在地，再也難以站立。華爾納和王翻譯花了3個小時，不停地用雪和油脂搓揉傑恩的雙腳。然而傑恩還是昏厥了過去，他的雙腳遍佈水泡，兩條腿腫到了膝蓋，出現了發燒和感染。華爾納害怕那是血液中毒，可能要截肢。探險隊無法繼續前行，他們派王翻譯到前邊找了一輛馬車，把在睡袋裏靠麻醉劑支撐的傑恩放到車上。經過長達10天的繞行，他們頂着寒風，穿越沿河地區冰雪覆蓋的土地，終於抵達了甘州。在那裏，他們向一位中國傳教士醫生諮詢，給傑恩用了些消毒劑。
休息了16天后，華爾納一行開始奔往肅州。在那裏停留4天后，他們做出了一個“重大決定”。儘管傑恩意志堅定，但他還是連100米也走不了。因此，傑恩將返回北京，隨行帶着他們一路收集、儲存的滿滿幾馬車戰利品。華爾納則繼續向敦煌開拔，他的陪同有兼任祕書的王翻譯、車伕和4匹小馬。華爾納和傑恩在安西的十字路口分手。華爾納繼續順路南下，敦煌就在大約110公里外的沙漠深處。
盜取
1924年1月21日，華爾納抵達敦煌。他發現那些佛教石窟，“比我所見過的任何繪畫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但是，面對千佛洞中數以百計的繪畫人物，華爾納變得滿心狐疑：“我不是化學家，也不是訓練有素的繪畫修復師，只是一名普通人。我要做的事情，似乎既會褻瀆神靈，又不可能完成。”不管怎樣，華爾納當着王圓籙道士(賣給斯坦因和佩里奧特手稿的那位敦煌看護人)的面，把在膠水桶中浸泡過的布料覆蓋到壁畫牆上，等其乾燥後實施揭取。他用那種方法，從敦煌6個洞窟中揭取了多塊壁畫。
華爾納想到了德國人的所作所爲。在給福格藝術博物館的初步報告中，他宣稱，那些壁畫“是首批未遭鋸痕嚴重破壞而揭取的壁畫。毫無疑問，與迄今爲止來到美國的任何中國繪畫一樣，它們具有同等審美價值和歷史價值”。他描述了自己與王道士的心理戰，結果都是他“放棄顧左右而言其他，單刀直入提出揭取壁畫”。
天寒地凍，從洞窟牆上揭取壁畫相當不易。華爾納寫道：“膠水總是在牆上凍結，而不是滲入壁畫裏面，即便我事先用熱水把膠水攤薄了。未及把膠布擺放到適當位置，它已徹底冷卻。總而言之，我的希望渺茫。”最後，華爾納用毛氈和紙，將粘下壁畫的膠布層層包裹，外面再用繩子捆綁。華爾納在敦煌所有活動的費用，是向王道士捐贈150美元。“那只是一筆鉅額小費，其中還包括了我們的食物、牲口草料，以及王道士對我進行的心靈引導服務。我考慮讓福格藝術博物館支付那筆心靈引導費，在我未去哈佛學院禮拜堂期間尤爲如此。”
但是，華爾納從敦煌帶回的真正精華之作，是一尊一米高的唐代彩繪觀音像。爲了得到它，只得使用錘子，將其從基座上敲打下來。華爾納回憶道，他們用了“5天時間，從早幹到晚。而那5個夜晚，則是對自己所作所爲絕望和悔恨交加之夜”。把那尊觀音像裝車前，華爾納充滿深情，用自己的內衣包裹塑像，以應對返回北京的18天旅程。“雖然我在返程時缺少內衣和襪子，”他在報告中寫道，“但一想到那些東西在發揮作用，在使那尊塑像的肌膚鮮活光滑，以及顏料殘片免遭損壞，我的內心就倍感溫暖。”在質問了王道士及其助手，並“洗劫”了藏經洞後，華爾納和他的翻譯確認，那裏再沒有留下什麼卷軸畫或手稿了。於是，他們拔起營寨，打道回府。
對於自己轉移藝術品的行爲，華爾納反覆辯解：敦煌石窟難以到達，並且已經遭受破壞。19世紀，在民間起義中，敦煌石窟已經遭受破壞。斯坦因和佩里奧特兩人都認爲，敦煌的可移動文物，在倫敦和巴黎會更安全。他們預料，未來美國收藏家和博物館研究員，也會以同樣理由爲自己辯護。在給妻子的一封信中，華爾納哀嘆道：“壁畫上的人物或是眼睛被挖掉，或是臉上有深刻的劃痕。一排排侍女從你身邊走過，她們穿戴着華麗頭飾，然而你卻難以看到一個完整頭像。在德高望重的衆神中間，王位之上端坐着觀音。在觀音面前的地毯上，有一位可愛的跳舞女孩。整個畫面佈局精巧，卻沒有一個人物形象完整保存……在那些可愛面龐上面，胡亂塗畫着(白)俄軍隊的番號。佛陀端坐，從他宣揚蓮華經的口中，刻畫出斯拉夫人的一些污言穢語。”
對於那些斯拉夫語塗鴉，華爾納將其歸罪於中國人對敦煌的漠不關心。他對一位朋友寫道：“想到那些故意破壞行爲的德行，我會毫不猶豫地把那裏的所有壁畫揭取得精光。有誰知道，何時中國軍隊會如白俄軍隊一樣在那裏駐紮?更糟糕的是，那裏的動亂還會持續多久?再過二十年，敦煌將變得不值一看。”
儘管如此，在給哈佛大學校長和董事們的正式報告中，華爾納對自己揭取壁畫的事隻字未提。在福格藝術博物館，那些壁畫被轉移到丹尼爾·瓦尼·湯普森手裏。他是福布斯的學生，也是一位文物保護專家。湯普森曾建議華爾納使用一種“剝離技術”，即只從牆壁上剝離壁畫表層。他本人曾在歐洲壁畫上使用過那種方法。1974年，在接受一次訪談時，湯普森承認，他對敦煌壁畫的修復嘗試不算多麼成功：“華爾納沒有使用又薄又弱的膠水。他使用的膠水很厚，幾乎不可能處理。洞窟裏面的牆壁很冷，膠水在上面很快結成了果凍狀。”後來，文物保護專家桑奇塔·巴拉倉德蘭引用了湯普森的報告。他提到了壁畫《崇拜者半身像》等例子：“膠布變得異常鬆弛，沒有粘下來任何色彩。只能說上面的色彩，要比預期的更少。”事實上，壁畫中人物的面部已完全消失。一位舞者形象應是“最無希望修復”，它損壞得過於嚴重，難以進入福格藝術博物館收藏。巴拉倉德蘭曾兩次嘗試修復畫面，試圖將壁畫色彩與膠布分離，無果而終。因爲，壁畫的“圖像特徵已被徹底破壞”。
在中國，華爾納一直被視爲盜賊。2004年，在敦煌舉辦的一個研討會上，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要求歸還從敦煌遺址拿走的所有文物。那似乎不大可能，因爲它們已散落於世界各地的十幾處收藏地。福格藝術博物館堅持認爲，他們曾爲華爾納的那些文物全額付款，並有發票作爲證據。
華爾納開展活動的時代與今天完全不同。在那個時代，外國人經歷千辛萬苦帶走文物，並且對自身的行爲有約定俗成的辯解理由：中國人不重視，並肆意破壞那些文物。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由於那些文物出現在西方收藏中，才推動了當今文物保護者們的倡議。這段有爭議的歷史最後有一個積極的結尾，1994年，國際敦煌項目啓動了敦煌文物的數字化工作。目前，人們可通過在線網絡接觸內容廣泛的資料，可搜尋數據庫中的數千張照片。在6家博物館和圖書館的參與合作下，該項目所記錄的文物不僅包括敦煌千佛洞，還包括絲綢之路沿線的其他遺址。倫敦大英圖書館的文物保護修復專家，在溫控設施內對敦煌手稿進行修復，將先輩遺留的背襯、糨糊和框架予以清除。
福格藝術博物館的那些敦煌文物目前保存在哈佛大學的亞瑟·賽克勒博物館。至於敦煌石窟，我們1995年參觀時，羞愧的導遊還是會對外國遊客指出那些被揭取的壁畫，在揭取壁畫的地方，還保留着白色方形切塊和發黑的膠水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