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彥博他歷經仁、英、神、哲四朝，出將入相五十年，是北宋時期最著名的宰相之一，歷史學界對他的評價非常高。他的執政對北宋社會和國家的走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卻也引起了不少的爭議。尤其是在面對不同意見時，他很多時候採用各種陰謀權術，不擇手段的打擊反對者，也留下了很多黑歷史。他與另一位宰相賈昌朝的明爭暗鬥就是典型，爲此他寧願罷相都要將對方貶官外放，手段之惡劣顯得好無底線。主流歷史學上說，這是因爲文彥博是忠臣，賈昌朝是奸臣，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往下看。
實際上宋朝的政治鬥爭並非如此簡單，兩個宰相之間的矛盾也不是能用簡單的忠奸二字能囊括的。他們的政治鬥爭都是基於個人和小集團利益出發，毫無是非對錯可言，哪裏來什麼忠奸之分?文彥博與賈昌朝的恩怨也是在政治鬥爭的過程中逐漸產生，最終形成了不死不休的仇恨。
文彥博雖然在宋史上的評價頗高，但他並不是范仲淹那種講究道德和節操的名臣，而是不擇手段謀取政治利益的政客。在前文中講述的關於他在敦促宋仁宗立趙宗實爲太子的過程中的表現，就可以看出他的人性。而這種人性充斥在他一輩子的政治生涯中，講政治的黑暗屬性發揮得淋漓盡致。
范仲淹說過，“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這句話充分體現了范仲淹的胸襟，表達出他對政治家的基本要求。那就是所有的政治手段不能圍繞私人利益展開，但卻無法避免爲了公衆利益而得罪政敵。然而文彥博和賈昌朝卻並非如此，他們與這種高尚的情操相反。在他們眼裏所有的政治利益必然先私後公，先小後大。如果爲了公而得罪了太多的私，他們寧願明哲保身。正是由於這種出發點，所以這兩人的政治鬥爭越發激烈，到了不擇手段的程度。而這種政治鬥爭對國家和政治的危害是巨大的，也是不可逆的。
前文講過，宋仁宗病重大呼“皇后與張茂則謀大逆”，這是因爲立儲之事而引發的政治鬥爭。實際上在這場政治鬥爭中，不但有文彥博和宋仁宗的爭鬥，遠在大名府留守的賈昌朝也插了一腳。正是這一腳讓文彥博感到了巨大的威脅，也對賈昌朝產生了的仇恨，使得兩人的鬥爭到了不死不休的程度。宋史中對這段舊事寫得很隱祕，把文彥博粉飾得偉光正，完全掩蓋了賈昌朝的意圖和文彥博的黑暗。可是仔細分析當時的歷史環境，我們看到的是兩個老辣的政客爲了政治利益的明爭暗鬥，不擇手段對方置於死地的操作。
當時宋仁宗病重，文彥博帶着劉沆和富弼，以祈禱的名義強行住進的大慶殿隔壁的隔間中，有着嚴重的逼宮味道。同時富弼開始積極與曹皇后聯繫，讓宦官張茂則做中間人，謀求立濮王趙允讓的第十三子趙宗實爲皇子。前文分析過，這他是力圖逼迫宋仁宗立儲，甚至有可能借機擁立趙宗實爲皇帝，逼宋仁宗退位爲太上皇的操作。文彥博以此辛辣的手段搞得朝廷中樞風波迭起之時，他卻忘了“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古訓。遠在大名府的賈昌朝也放出了自己的大招，幾乎將文彥博及其黨羽一網打盡。
早在宋仁宗病重之前，富弼就與賈昌朝在修黃河的事情上發生過沖突。當時富弼採納李仲昌的建議，提出從澶州商胡河貫穿六漯渠，使之流入黃河的橫壠舊道。當時這個修築方案就被留守大名府的賈昌朝反對，這個事情一直懸而未決。宋仁宗病重的消息傳出後，賈昌朝舊事重提，他讓內侍武繼隆指使司天官放出輿論，說宋仁宗病重是因爲富弼計劃在北方修水渠所致。古人迷信，認爲皇帝病重必然與朝廷失政有關，是上天給朝廷的示警。於是這種說法讓朝野震驚，紛紛指責北方修河渠損害地脈，才導致宋仁宗生病。
文彥博集中力量逼宋仁宗立儲，沒空與賈昌朝爭鬥，於是用宰相的身份強行將事情壓了下來。過了兩天，武繼隆又讓司天官上奏，並提出讓曹皇后出來代理皇帝做決斷，同時讓內侍史志聰正式的將書面奏本提交給政事堂。文彥博先將奏本扣押下來，再召喚司天官過來盤問，用權勢威脅司天官。他給司天官扣上干預朝政的罪名，並威脅他們的罪行要株連家族。於是司天官害怕了，使其不敢再提讓皇后執政的建議。事後文彥博把這個奏本拿給政事堂的其他人看，有人提出要斬司天官。文彥博以避免事情擴大爲由叫停，卻也不敢把奏本上報曹皇后。
這個事情從表面上看，似乎是賈昌朝和文彥博、富弼等人再北方修黃河水道的工程上產生的衝突，實際上卻隱藏了極高明的政治手腕。賈昌朝舊事重提，以司天官爲理由反駁富弼的修建方案，目的並不在於修河渠水道，而是在給富弼扣帽子。他這是將宋仁宗生病的原因扣在富弼身上，這不但是逼富弼停止修河渠，而且是逼富弼引咎辭職。當時富弼作爲與曹皇后協商立趙宗實爲皇子的經辦人，他的辭職必然讓文彥博逼宋仁宗立儲的計劃夭折。而富弼和文彥博同爲政事堂宰相，而且是同時拜相，富弼有罪，文彥博也難辭其咎。
最巧妙的是賈昌朝這是一石二鳥，不但攻擊了文彥博、富弼及其黨羽，而且挑撥了文彥博等人和曹皇后的關係，讓曹皇后在立儲問題上不敢輕易表態。司天官的上奏的事情如果真的請曹皇后決斷，這意味着重現宋真宗時皇后劉娥代理朝政的政治格局。那麼曹皇后的態度對於朝廷的走向卻至關重要，而文彥博也失去了對朝廷走向的掌控。在這種情況下，曹皇后爲了曹家和北方將門的利益，不一定會按照文彥博和富弼的建議立趙宗實爲皇子。而宋仁宗高呼“皇后與張茂則謀大逆”的傳聞出現後，曹皇后就更加不敢輕舉妄動。
如果曹皇后在決斷上偏重於富弼的修河方案，賈昌朝就可以藉機進行輿論攻擊，說富弼和曹皇后勾結。這樣一來就坐實了富弼謀逆的罪名，文彥博自己也難以脫身。如果曹皇后反對富弼的修河方案，則表示她認可富弼修河造宋仁宗生病的罪名。這就與文彥博集團劃清界限，那立趙宗實爲皇子的事情也就打水漂了。
除此之外，賈昌朝使用這招不是走的正常地方官上奏路線，而是走的內侍路線。執行這個事情的內侍史志聰和武繼隆都是宋仁宗心腹，也就是說他的操作都是宋仁宗認可的。對於文彥博等人處理這個事情的一舉一動，宋仁宗都看在眼裏，隨時可以對文彥博進行反擊。
面對這種內外夾攻的困局，文彥博也是沒有想到的，這是他政治生涯中少有的在鬥爭中吃大虧的場面。所以文彥博最終放棄了繼續逼宮的操作，對賈昌朝、武繼隆、史志聰等人也不敢繼續追究，反而要把事情壓下來。可以說這是賈昌朝在配合宋仁宗進行了一次對文彥博的圍剿，讓其逼宮的計劃胎死腹中。於是宋仁宗病好後重新執政，並已後宮嬪妃已經懷孕爲由將立儲的事情繼續延後。事後朝廷官位重新調整，賈昌朝進京當了樞密使，成爲文彥博的眼中釘肉中刺。而文彥博和富弼也主動從相位上退出，表示對宋仁宗的臣服。
正是因爲讓文彥博吃了這麼大的暗虧，所以他和賈昌朝的關係成爲了政治上的仇敵，而且是不死不休的那種。兩人在朝中鬥得熱火朝天，各種卑鄙無恥手段用盡，成爲黑暗政治的典範。文彥博罷相時，他爲了不讓賈昌朝出任宰相，組織言官給其扣上各種帽子，將其貶官外放。爲此他不惜和彈劾自己的唐介和解，將其調回中樞來幹這個事情。宋仁宗對這種情況也樂見其成，乾脆將兩人都外放出去。如此一來，朝廷大局又回到宋仁宗手中，新宰相韓琦也不敢吱聲，歐陽修專注於編修史書，朝野氣氛一片祥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