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公共物品與民衆的生產積極性
人類社會最初主要的公共物品並非法庭、燈塔或其他公共設施，而是戰爭。《左傳》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是對內的公共物品，“戎”則是對外的公共物品。即使被認爲是孕育了中華文化的周族，據錢穆先生說，最初也只是一個武裝集團。一般的公共物品有較好較壞之分，可有多種結果;而戰爭這種公共物品一般只有兩種結果，戰勝或戰敗。戰勝則擴張領土、掠得財寶和奴役他族;戰敗則喪失生命或自由，財寶被掠，土地被佔。
所以政府本身的強制性，首先是因戰爭的強制性。如果不想被敵人強制，就要強制自己。這也許是政府這種強制性組織出現的最早的原因。組織資源以進行戰爭就只能採取強制性的手段，如規定民衆有服兵役的義務和徵稅。早期的稅賦主要用於戰爭，可以從“賦”字的結構看出。右邊的“武”字已經說明其目的，左邊的“貝”字則指貨幣。《漢書·邢法志》說：“稅以足食，賦以足兵。”
對於普通民衆來說，兵役和納稅的含義，就是從自己擁有的資源中拿出一部分用於戰爭。這一部分如果太少，投入戰爭的資源不足以戰勝敵方，則會因戰敗而遭受重大損失;如果太多，就需要民衆在自己的資源中拿出更多的份額用於戰爭。但當這個比例過大時，民衆的經濟自由就會受到侵犯，他們也沒有積極性去進行生產活動，他們的收入會減少，作爲民衆收入一部分的戰爭所需資源也會減少。這也可能最終導致戰爭的失敗。
所以，在理論上，有一個將資源用於戰爭的最佳比率，如果都換算成貨幣，就可稱之爲最佳稅率。然而，在人類社會發展初期，找到這一最佳稅率相當困難，這需要相當長時間的探索。稅率往往在“太少”和“太多”之間徘徊。在外無強敵，威脅尚遠時，一個社會可能會採取較低的稅率;但當大敵當前，威脅迫近時，就可能採取較高的稅率。
並且，組織資源投入戰爭的政府並非只是提供公共服務，它有着自己的利益。如果從民衆那裏徵得的稅賦高於用於戰爭的花銷時，就會有盈餘，這一盈餘就會歸組成政府的政治集團享用。因而，借用民衆對敵人的恐懼，更有可能獲得更多的稅賦，從中獲得更多的盈餘，也許是不少組成政府的政治集團的一種短期傾向。當這個政治集團的領導人物有着長期眼光時，他們會抑制徵重稅的傾向。
在一個社會中，有一些集團更有優勢提供進行戰爭的資源，他們就更喜歡戰爭，也更喜歡由戰爭的原因而向民衆徵收更多的財富。這些集團即使在政府內部，也與作爲一個整體的政府不同，他們並不考慮從長期看提高稅率是否壓抑了民衆的生產積極性，阻礙了社會的繁榮，和動搖了政治集團的政治基礎，只是借戰爭之名從政府和社會中獲得更多的私利，因而這種集團所推動的高稅率還存在着一種利益剛性，使之不易更改。
《鹽鐵論》：一個漢代的例子
在西漢初年，漢朝實力較弱，如果爲抵禦匈奴而提高稅率，則可能因壓抑民衆的生產積極性而不能使社會迅速繁榮起來，也就沒有實力基礎對抗匈奴。因而，當時的政治領導人，從呂后到文帝和景帝很明智地以向匈奴示弱，或用和親的方式使匈奴減少對內地的侵擾，同時實行較低的稅率。在那時，田賦曾降低到三十稅一的水平。在以低稅率爲核心的“與民休息”的政策下，西漢社會迅速從秦末戰爭中恢復起來，並積累了大量財富。這爲後來漢武帝反擊匈奴的戰爭奠定了物質基礎。
到了武帝時期，雖然社會已很繁榮，但稅率仍是文景時期制定的，仍不能支持主動出擊進攻匈奴的資源所需。這時出了一個桑弘羊，提出了鹽鐵官營及其他聚財的建議，爲漢武帝北伐匈奴解決了一時之需。然而鹽鐵官營一方面有“與民爭利”之嫌，而且造就了一個靠鹽鐵官營牟利的官僚壟斷集團。這個集團一旦出現，就有了不同於漢王朝的利益的自身的利益。這一集團也更爲“好戰”。在他們的支持下，漢武帝后來的戰爭已經不是爲抵禦匈奴，而是爲了炫耀武力，甚至是爲了掠奪(如汗血寶馬)。
在這一背景下，就出現了《鹽鐵論》記載的大辯論。“賢良”“文學”批評以鹽鐵官營爲主的一系列政策侵害了民衆的利益，而“御史”“大夫”則以抵禦匈奴爲之辯。賢良文學們指出，官營鹽鐵的產品質量低、品種少和價格高;而以桑弘羊爲首的官僚壟斷集團借鹽鐵官營以牟私利。對於大夫們提出的所謂“抵禦匈奴”的理由，賢良文學們反駁說，如果朝廷能夠示以仁義，天下將會近者悅，遠者來。
從漢朝廷的決策機制來看，不能說關於鹽鐵官營的辯論會直接影響政策和制度，然而，這一辯論反映了鹽鐵官營帶來的問題，即用於戰爭的資源比例過大的問題，以及藉助於鹽鐵官營而獲得壟斷利潤的利益集團的問題。如果鹽鐵官營只是一個短期政策，爲解決出擊匈奴的一時之需，民衆可以理解和忍受。問題是，當打擊匈奴已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威脅已經減少，再要繼續進行大規模戰爭就無太大必要;如果不是爲了防禦，而是爲了擴張和掠奪，戰爭就只有負面意義。爲了這樣的戰爭再維持鹽鐵官營，讓社會和民衆繼續付出較大的代價，就不能繼續得到理解和容忍。
實際上，漢武帝晚期已對自己的窮兵黷武有所悔悟，發佈了“輪臺罪己詔”，不再進行大規模戰爭。其後漢朝廷雖然還在繼續打擊匈奴的戰略，但不再進行與保衛中原安全無關的戰爭。用於防禦的資源也會減少。在這時，繼續實行鹽鐵官營就顯得更無必要。反過來，鹽鐵官營利益流向何處，就更惹人關注。桑弘羊不僅是提出鹽鐵官營政策的人，而且是具體實施的人。他作爲“洛陽賈人之子”，深諳商業之道，更知壟斷之利，曾“儘管天下鹽鐵”(司馬遷)。鹽鐵官營爲漢王朝籌措軍費的功能減弱，則其爲桑弘羊等利益集團帶來滾滾利潤的事實就更爲凸顯。因而成爲賢良文學們罷鹽鐵官營主張的主要理由之一。後來桑弘羊爲了將自己的壟斷之利傳給後人而參與了宮廷政變，敗露後被殺，則說明了，漢王朝的政治結構保證了其政治領導人不想爲了一個利益集團而葬送自己的江山。漢王朝的生命由此得到了延續。
徐復觀對《鹽鐵論》的思想梳理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鹽鐵論》，雖然御史大夫們有明顯的傾向貶抑儒家，但如徐復觀先生所指出的那樣，他們與賢良文學們一樣引用儒家資源，尤其是孔子的話，來爲自己的主張辯護。反過來，因在辯論之中，即使遵循儒家主張的人也表達得不那麼純粹。這使得一般讀者不太容易辨清雙方的主張究竟是什麼。
從經典來看，儒家一貫主張經濟自由主義。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是很著名的哲學表達。由於遵從自然被認爲會有善的結果，將此認識推向極端，就出現了一個儒家的分支，即由陳亮和葉適所代表的浙東學派，相信“功到成處，便是有德”。儒家主流的經濟思想，應該是以朱熹爲代表。他與陳亮之間只有一點小小的但非常重要的區別，即不認爲仁義在所有的時候都會帶來事功：“固是得道義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義而功利不至者”。(轉引自束景南：《朱子大傳》，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595頁~625頁)這從今天看來是對的，因爲我們已經知道市場也有失靈的時候。
所以，在儒家主流看來，“義”不都對應着“利”，所以必須超越利;尤其是那些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更應如此。因爲從整個社會角度看，不需要人人講“義”，只要有一部分人講義就行了。因爲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市場是有效運轉的，大多數人按照看不見的手的指引，去追逐自己的利益，就會帶來社會繁榮。市場失靈的情況是很少的。況且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能力超越功利。所以對一般民衆，儒家承認和保護他們追求利益的權利，而對政治統治集團和文化精英，則有超越功利的要求。
由此可以理解儒家話語的更深內涵。由於儒家精英的說服對象主要是政治統治集團，所以向他們談論這一主張時有着某種具體角度，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和“不與民爭利”，是對政府講的話。一方面，這是在保護民衆的經濟自由和權利;另一方面，是約束政治統治集團不要追求一般性的商業利益。所以儒家又強調“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強調“重本抑末”。其中的“義”包括提供公共物品，同時獲得稅收方面的回報，所以是“以義爲利”;而所謂“本”則是政府本分，“末”則是政府不當行爲。簡單地說，儒家對民講“利”，對國講“義”。
以對儒家經濟思想深刻理解爲基礎，徐復觀先生在其 “《鹽鐵論》中的政治社會文化問題”一文中對《鹽鐵論》中的兩派思想進行了梳理。他明確指出，御史大夫們雖然引用了大量儒家經典，並非遵循儒家真精神。而文學賢良們引用儒家經典則是“原則性的”，即基本代表儒家主流思想的。這個判斷是正確的。
賢良文學與御史大夫辯論的核心問題，是爲了抵禦甚至進擊匈奴，能否實行對鹽、鐵、酒等產品生產和銷售的政府壟斷，以及對因均輸而引起的交易的政府壟斷。在辯論中，賢良文學們提出了“崇本抑末”的主張。這很容易引起誤解，以爲儒家一般地反對工商業。徐復觀先生對此作了辨析。他指出，“儒家承認工商的正常功用(“通鬱滯”，“備器械”)”，但由於工商更容易獲得和聚集財富，所以纔在政治上和社會排序上重農抑商，但並非否定工商業。在另一方面，“賢良文學此處真正反對的，不是民間工商業，而是以鹽鐵均輸等重大措施，由朝廷直接經營的工商業，及在朝廷直接經營下與官府勾接的工商業者。”(徐復觀：“《鹽鐵論》中的政治社會文化問題”，載《兩漢思想史》，臺灣學生書局1992年版，第140頁)徐復觀先生對《鹽鐵論》中賢良文學們主張的這一梳理，更爲鮮明地表達了儒家經濟思想的一個要點，即儒家反對政府直接介入一般性的商業領域，以及反對對工商業的壟斷，尤其是政府官員藉助於權力而進行的壟斷。
賢良文學們否定鹽鐵官營的理由，包括政府壟斷會帶來價高質次的產品，尤其是農業生產必不可少的農具，直接侵害了農民利益;由於政府及其官員進入到了一般商業領域，就會與民爭利，“商工市井之利，未歸於民”，而是“利歸權家”，甚至直接侵奪民衆土地等財產，致使破產成爲流民;政府官員利用管理鹽鐵官營之權力中飽私囊，形成了一個官商一體的利益集團，並對政府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爲了維持這樣一個政府壟斷工商業的局面，從中獲益的官僚壟斷階級就極力支持一種窮兵黷武的對外政策，又導致“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總體而言，這都是由於政治權力與市場規則結合，即所謂“國以利爲利” 的結果。
然而，徐復觀先生也並沒有完全肯定賢良文學們的所有主張，比如他們在反駁御史大夫們關於鹽鐵官營用於抵禦匈奴的理由時，只是強調“夫文衰而武勝，德盛而備寡”，以及“修文德以來之”，被徐復觀先生批爲“不顧現實的空論”(同上書，第170頁)。而對御史大夫們“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臥者，以邊郡爲屏蔽也”的論點則肯定爲“在現實上是堅實的論證。”(同上書，第167頁)這種把握非常到位。
如何將經濟自由與富國強兵協調起來
然而，徐復觀先生對《鹽鐵論》的評論還是有點缺憾。既然在邊郡保持武備是必要的，御史大夫們堅持鹽鐵專賣，以籌措軍費就有一定道理;既然懷柔政策不能感化四夷，賢良文學們罷鹽鐵專賣的要求不就變得“不現實”了嗎?如果我們既支持經濟自由的政策，又強調不能荒廢武備，就要提出一個兼顧經濟自由與富國強兵的理論以及可以實施的制度政策，以同時實現兩個目標。否則任何一種批評都不夠完整。
實際上，經濟自由主義制度與政策並不像看起來那樣不能支持富國強兵。首先是，經濟自由主義政策會因其較低的稅率而使經濟總量有較快增加，會使政府獲得更多的資源，用於提供國防公共物品，並且更可持續。宋代財政史告訴我們，王安石也是爲了加強邊備而增加了稅收之外聚財措施，其結果是，“除與新法直接有關的增收外，在賦入的其他方面均未見明顯自然增長。”(汪聖鐸：《兩宋財政史》，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66頁)如變法後的熙寧十年，田賦收入比變法前略有減少(第52頁);商稅和榷酒收入數“情況都不甚好”(第67頁)。這“自然與行新法後人民負擔增加多不利發展生產有關。”(第67頁)更重要的是，這種財經政策是不可持續的。民衆的實際稅率加重，會導致社會經濟的衰落。
在另一方面，輕徭薄賦還有着政治含義。如同孟子所說，“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就是說，包括低稅率在內的仁政可以使民衆更加認同政治統治集團的合法性，更願意拿出自己的資源，包括財物和時間，支持政府提供國防公共物品。如此“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即能夠對抗強大敵人。而如果這些敵人不行仁政，則不是行仁政國家的對手。“王往而徵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
更進一步，如果將仁政推廣到天下，而不是靠武力掠奪和奴役其他國家與人民，就會形成比較和平的世界秩序。國家之間的糾紛就會較少，更不需要動用武力解決，就更少進行武力上的競爭，這也會在提高一個國家的安全水平的同時，降低其國防開支。
當然，如前所述，儒家承認要保持必要的軍備。其水平是能夠保衛自己，而不是要征服別人，所以不需過分的軍備。這就不需要耗費過多的社會資源。在另一方面，輕徭薄賦所激發的生產熱情又會使社會總產出增加，從而能夠提供達到這一恰當軍備水平的資源。從而，經濟自由與富國強兵可以並行不悖。
這在歷史現實中有過大量先例。如因一些偶然因素，使得一個社會在保持一定軍事優勢的同時，又保持較低的稅率。例如近代以來的英國和美國;雖然我們不排除這兩個國家在崛起時也部分地依靠掠奪因素，如英國對西班牙和法國商船的掠奪，和對中國的鴉片貿易;美國早期的奴隸制和對印第安人的剝奪。
英國是一個歐洲大陸邊緣的島國。這使她不需要建立一支強大的陸軍防備周邊國家的入侵，只需要將資源集中在建立海軍上面。而她的競爭對手，無論是西班牙，荷蘭，還是法國，都要同時建立兩支軍隊，陸軍和海軍。這就使英國在獲得海上優勢的同時可以保持較低稅率。而美國則立國於北美大陸，由海洋將其與列強分隔開來，使她得以在創立之初的相當長時間實行孤立主義政策，將較少資源用於軍事，從而可以長久地奉行經濟自由主義政策。這一政策使她最終成爲世界強國。
縱觀歷史，也許中國是唯一在比較自覺地實行經濟自由主義政策的同時，保持國家強大的社會。比較突出的是漢朝、唐朝、明朝和清朝。它們都徵收較低的稅賦，同時只有不多的兵。這些中國傳統社會的軍事力量與其“帝國”的身份很不匹配，以致有人稱之爲“無兵的國家。”(雷海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商務印書館1940年版)即使是在軍事力量看似強大的唐朝，統治集團也主要借用北方少數民族的軍事力量來保衛邊境。甚至向外擴張。如唐詩中所說，“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而唐朝的稅率，包括租庸調在內，大約在14%左右。這與今天世界超強的美國的軍費相當於190個國家的總和有着天壤之別。“無兵的國家”是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荒于軍備的批評，但反過來想一想，爲什麼“無兵”卻能成就如此強大的國家和中國前後相繼的強大王朝?這其中應該有“仁者無敵”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