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從小就想去巴黎。但他只去過一次巴黎，在法國投降後的1940年6月28日，一共呆了3小時。
希特勒遊覽了巴黎歌劇院、凱旋門、埃菲爾鐵塔、萬神殿。酷愛建築和繪畫的希特勒對巴黎嚮往已久，他在拿破崙墓前長時間停留，而在最喜歡的巴黎歌劇院，他甚至得意地指出，前座包廂旁一個會客廳沒有了。在榮軍院門前，這個“建築旅行團”留下了一張耐人尋味的合影，正中的希特勒身着長風衣，臉色蒼白，緊緊地挨在他右側的，是此行的“導遊”、帝國首席建築師——阿爾伯特·施佩爾。
英國建築評論家迪耶·薩迪奇(Deyan Sudjic)將此次巴黎之行稱爲“一次精心設計的施佩爾聚會”。得見巴黎，希特勒圓了“一生的夢想”，現在是時候將另一個夢想——將柏林改造爲世界之都付諸實現了，而能幫他完成這個夢想的建築師，正是身旁的施佩爾。
他遇見了希特勒
施佩爾1905出生於德國曼海姆一個富有家庭，父親是這個新興工業城市炙手可熱的建築師。他小時候酷愛數學，夢想成爲數學家，但遭到父親反對，於是決定跟隨父親和祖父的步伐，成爲建築師。他先後在卡爾斯魯厄、慕尼黑和柏林攻讀建築，1927年獲得了建築師資格。當時正值大蕭條，新人很難找到工作，23歲的施佩爾卻由於成績優異得以成爲柏林-夏洛騰堡高等專科學校最年輕的助教之一，在他任教的系裏，六成學生認同納粹主義。
1930年12月5日是施佩爾人生的轉折點，這天晚上，他遇見了希特勒。
那晚，在一個叫“兔場”的啤酒館裏，希特勒向柏林的大學生髮表演說。他在演講中談到藝術和建築：“人不能爲了活着而活着。我們無法想象，在沒有德國文化復興的前提下，德國如何再次強大?”
這番話觸動了臺下的施佩爾，他在回憶錄中寫道：“當我第一次見到他時，他的吸引力就對我發生作用，此後再也沒有把我鬆開……他那種德國南方人的魅力使我愉快地想起我的故鄉”。
聽完演講，施佩爾“心亂如麻”。他開車穿過黑夜，在哈費爾河附近一處松林中長時間遊蕩。
隨後，他申請加入納粹黨，並於1931年1月成爲正式黨員，黨證號474481。
當時德國經濟蕭條，建築師生涯前途渺茫，施佩爾開始參加各種政治活動，並很快發現，建築與政治並無矛盾，甚至相得益彰。在朋友的推薦下，他從納粹黨柏林大區區長戈培爾手中得到了第一個項目——改建大區黨部。施佩爾的設計迎合了戈培爾的要求，進而得到了希特勒本人的讚賞。
1933 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德國總理。施佩爾再次被戈培爾星夜召喚至柏林，這次他的任務是爲這位新晉宣傳部長修建新的辦公大樓和官邸。他被告知，5月1日，成千上萬來自各地的德國人將擁到柏林滕伯爾霍夫機場，參加納粹黨掌權後第一次大規模集會。施佩爾看到會場佈置草圖，馬上自告奮勇設計一個更好的方案，因爲原來的設計“既破壞了革命情緒，又傷害了建築藝術感”，施佩爾的設計獲得巨大成功，他在大型活動佈置上的才能也開始爲人所知。
同年7月，他爲在紐倫堡舉行的納粹黨首次代表大會設計了會場。那裏發生的一切，在瑞芬斯塔爾的紀錄片《意志的勝利》裏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巨大的旗幟在風中飄揚，聚光燈不斷掃過天空，行納粹禮的遊行隊伍發出震耳欲聾的吶喊……此後，施佩爾又爲納粹黨代表會場設計了一系列尺寸巨大的建築，包括一個軍事操演場、一個供希特勒作演講和舉行音樂會用的大廳，還有一個能容納40萬人的巨型體育場——按照希特勒的想法，1940年東京奧運會後，奧運會將永遠在這個運動場裏舉行。
紐倫堡工程被認爲是希特勒對他的建築師的一次測試。多年來，希特勒一直夢想着爲第三帝國修建一個不朽的首都。他需要一個能替他實現夢想的人。施佩爾就是這個人——年輕，有才華，又能無條件地迎合希特勒的建築口味。施佩爾後來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爲接受建築一所大廈的任務，我會像浮士德一樣出賣自己的靈魂。現在我找到了我的靡非斯特。他的誘惑力似乎不亞於歌德筆下的那個魔鬼。”
1933年秋，希特勒委託他的首席建築師特魯斯特重修柏林總理府，施佩爾被其指定爲助手。幾個月後，特魯斯特因病逝世，年僅29歲的施佩爾成爲了希特勒的首席建築師。
振興德國首都建築總監
無論是在建築史還是戰爭史上，施佩爾都是個充滿爭議的人物，沒有人能說清，那些冠以施佩爾之名的建築到底屬於他本人，還是屬於他身後的那個“XXX”(希特勒在親手繪製的柏林建築草圖上的署名)。
迪耶·薩迪奇將施佩爾描述爲“希特勒勤勉的僕人”，短短5年間，他就從一名默默無聞的助教變成柏林改造的總建築師，並一度被認爲是元首的接班人，他的作品集中表現了極權主義的特徵。但施佩爾的支持者則認爲他的建築是“新古典主義”的代表——無論從尺度上還是氣質上。
在納粹德國的權力中心，施佩爾名列第五，前面4位分別是：希特勒、希姆萊、戈林、戈培爾。
但施佩爾與希特勒的私交遠勝於排在他前面的幾個人。
在希特勒和愛娃聊私己話的時候，如果還能容進第三個人，那就是施佩爾。
在施佩爾回憶錄作者約阿希姆·費斯特眼中，施佩爾和希特勒之間“存在某種不爲人知的親密關係”。衆多材料表明，有一次去用餐途中，元首曾親手給施佩爾披上自己那件綴滿金質黨徽的外套。
“施佩爾每次到訪，希特勒都異常興奮，就如同與戀人相約。”一位希特勒的手下工作人員曾這樣回憶。
兩人共同繪製圖紙，製作建築模型，常常通宵達旦。
1936年，希特勒正式將改造柏林的任務委託給施佩爾，同時轉交的，還有他繪於1920年代的一系列草圖，包括兩張鉛筆素描——柏林大會堂和凱旋門。
施佩爾隨即被任命爲“振興德國首都建築總監”，並在巴黎廣場上得到了一間巨大的辦公室——歷史悠久的普魯士美術學院被勒令搬走，騰出場地供他使用。
新柏林建成後，作爲第三帝國的首都，將會改名爲“日耳曼尼亞”。按照希特勒的構思，施佩爾畫出了總體規劃圖。整座城市的總體佈局基於兩條中軸線。其中最壯觀的南北中軸線長近8公里，寬120米——比巴黎香榭麗舍大街寬20米，兩端各有一個火車站。南北中軸始於南端火車站，穿過火車站廣場上比巴黎凱旋門高兩倍的柏林凱旋門，橫跨斯普雷河，到達高290米、能容納15萬人的“希特勒圓頂大會堂”，大街在此折而向西，直至北端火車站。沿途建築全部使用“真實的材料”——花崗岩和大理石建造。
按計劃，所有建築物將在1950年前竣工，屆時，在主幹大街上將會有盛大的勝利遊行，一次盛況空前的世界博覽會也將同時舉行。
按照慣例，施佩爾爲“日耳曼尼亞”製作了巨大的模型，以方便希特勒隨時前來查看，模型大概與人胸口齊平，分塊組裝，可採用聚光燈從不同角度照射，模擬不同的光照條件，建築物塗上了不同的顏色以代表所用的材料，鉛製的玩具士兵在大街上排成縱隊行進。希特勒對此非常滿意，常領着客人在模型陳列室參觀，有一次，他挽着施佩爾的胳膊，眼淚汪汪地說，“您是否明白爲什麼我們要搞這麼大的規模嗎?日耳曼帝國的首都——只要我還健在的話……”
作爲柏林改造計劃的一部分，1938年1月，施佩爾開始爲希特勒建造全新的總理府，4500名工人分兩班日夜工作，1年後竣工。施佩爾爲這個長條形建築設計了一組不斷變換建築材料和色調的房間以及比凡爾賽宮鏡廊長一倍的畫廊，這意味着國賓和外交官從正門出發，必須走過一段220米的長路，經過4道大門，才能到達希特勒的接見廳。新總理府落成後第65天，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哈查正是在這段長路上耗光了談判的勇氣，最終在《投降協議》上籤下了自己的名字。
由於二戰全面爆發，納粹經濟吃緊，“日耳曼尼亞”計劃擱淺，到今天，柏林城市裏，施佩爾負責建設的建築物基本上已經全部被拆除。
2008年3月，“日耳曼尼亞”模型在柏林重新展出，再次引發媒體和公衆的高度關注。戰後的歷史資料證明，在改造柏林的過程中，施佩爾主導抄查了23765戶猶太人家庭，並將超過75000名猶太人驅逐出柏林。
1942年，希特勒將另一項更重要的工作交給了施佩爾——德國軍備和戰時生產部長，直接主管德國戰時經濟。有歷史研究者認爲，在這段時間裏，施佩爾事實上操縱着戰爭這臺巨大的機器。
在主管經濟的同時，改造柏林的工程一直在施佩爾的監督下進行。他拆除了半條福斯大街，並對柏林的土地進行了專門的承重測試以確保大會堂的修建;戰爭初期，德軍節節勝利，25000名捷克和蘇聯戰俘以及被關押在弗洛森堡等集中營的政治犯日夜勞作，爲紐倫堡和柏林的工程提供建築材料——紐倫堡軍事法庭上，施佩爾將這項罪行推卸給副手，後者因此被判處死刑。
在紐倫堡軍事法庭上，施佩爾因“戰爭罪和反人類罪”被判刑20年。在持續了10個月的審判中，施佩爾表現出非常積極的認罪態度，加上他的建築師身份，以及在庭審中宣稱自己在戰爭後期曾打算毒殺希特勒，被普遍認爲是他身爲一級戰犯卻獲得輕判的原因。
“父親塑造的不過問政治的形象是不正確的。他位居納粹權力中心，也是納粹政治的策劃和實施者之一。”小施佩爾也曾這樣對德國媒體表示。
由於紐倫堡審判中蘇美英法4國法國準備不足，使得施佩爾成爲納粹權力核心中惟一逃過了死刑的人。根據近年來歷史學家的研究，他曾親自批准了擴建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建築材料;肆意掠奪猶太人的財產，中飽私囊;告密自己的競爭對手;支持迫害強制勞工的恐怖措施。按照現今掌握的證據，他必定難逃死刑的判決。
1966年施佩爾出獄，這是當時轟動世界的新聞事件，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將施潘道監獄圍了個水泄不通。出獄後他先後出版了三本回憶錄——均成爲暢銷書，他將80%的版稅捐獻給了猶太人基金。施佩爾將自己對媒體和歷史學家敞開，1973年，他使用化名前往倫敦接受BBC專訪，結果在希思羅機場被扣留了8小時，英國入境處最終同意他在境內停留48小時接受採訪。
1981年9月1日，再次前往倫敦參加另一次BBC訪談的施佩爾因心臟病發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