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內聖外王”，有很多朋友並不是很清楚這到底是哪個思想流派的概念。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提到“聖”，自然是儒家的成分居多，畢竟追求聖人之道是儒生們的終生追求。“外王”則在某個階段的儒家說法中有一種僭越的感覺。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畢竟先秦儒家、後世儒家，講究的都是匡扶社稷，爲君王治天下，有“內聖”之心，無“外王”之意。雖然從東漢末年到隋唐時期，士大夫同樣加入了角逐天下的紛爭，並通過王莽、司馬懿這些大儒和文士一窺九五之器。
但是在後世的儒學中，儒生們對這些改天換地的文人是不以爲然的，甚至充滿了鄙視——從文人修史甚至不願意爲王莽的新朝留下一筆可見一斑。王莽的新朝地位甚至不如武周王朝，可見文人對“外王”發自心底的牴觸。
在儒生心裏，“內聖”是個人修養的極致，而“外王”卻是意圖打亂階級秩序，混亂天下的行爲，這種觀念，一直到宋朝時期的“事功學”成型，才把“外王”和建功立業、封侯晉爵慢慢等同，“內聖外王”這個詞語才逐漸在儒家學問中變得正大光明起來。
直到心學的王陽明，綜合了主觀、客觀唯心主義，發展了理學，同時在事功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成爲一個“內聖外王”的典型儒家代表人物。
然而“內聖外王”這個詞語直到清末，纔有很多大學問家開始關注和研究，並寫出專論。這些解釋、闡述基本上是以北宋後理學、心學流派進行的，都是儒學大家的論證，以至於到了今天，很多人都以爲“內聖外王”是儒家提出，而且接受這些儒生的釋義。
其實“內聖外王”出自《莊子·天下》：是故內聖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
也就是說，這個詞是道家提出來的。
那麼對這個詞的近代理解，雖然以儒家的爲主流，但我們可以說，都是闡述和發展，若要了解莊子態度的真意，還得區別對待主流和從《莊子·天下》原文以及莊子自身修爲認識發展出來的觀點。
儒家觀點如上所敘，“內聖”自修，“外王”事功，這一方面解釋是以梁啓超的說法爲代表，即“內足以資修養而外足以經世”。簡單說，就是以儒家的標準，做好人，辦大事。道德修養達到極致，即爲“內聖”。經濟事功達到極致，即爲“外王”。
這種說法得到了馮友蘭、牟宗三、徐遠和、熊十力等人的支持，影響深遠。而能夠發現儒道不同，作出更適合莊子本意解釋也大有人在，如錢基博、張舜徽等。
張舜徽提出：莊周之學，與孔孟異趣，則其所謂聖、王，自非儒家之所謂之聖、王。
這就明確指出，你們現在說的“內聖外王”跟莊子說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而爲什麼不是一回事?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則做出了詳細解釋：內聖外王之道，莊子自名其學;而奧旨所寄，盡於《逍遙遊》、《齊物論》兩篇;蓋《逍遙遊》所以喻衆生之大自在，而《齊物論》則以闡衆論之不齊。則是《逍遙遊》者所以適己性，內聖之道也;《齊物論》所以與物化，外王之道也。
話雖了了，殊爲精當。讀過《莊子》就知道，《逍遙遊》是莊子哲學中人類精神的最高境界，是個人的內修極致，《齊物論》是討論萬物一齊，處理自我與世界如何相處的問題。所以，莊子提到的“外王”實際上是指融入萬物，和諧相處。內聖即“適己性”，外王即“與物化”。
我們可以看到，即使“內聖”，道家的“聖人”和儒家的“聖人”也不是一回事。莊子所謂的內聖，指的就是“坐忘”以達到“心齋”，是剔除個人私念，不爲慾望所困，達到“心與物遊”、“獨於天地精神嚮往來”的逍遙境界。而儒家的“聖人”是道德和事功都做到極致的人，也就是說本身道德修養極高，且爲人類發展做出了極大貢獻的人。
道家的聖人是爲自己成聖，儒家的聖人是爲他人成聖。
而儒家的聖人在成聖的過程中的不斷修行和努力，爲了事功的成功而拼搏，其實在莊子的眼中看來，這些努力本身就是對道的違背，是阻礙個人成爲道家“聖人”的絆腳石。在老莊哲學眼中，儒家窮盡所能達到的高度也僅僅是“道與德”中間“德”的部分，離真正的“道”還差着距離。
孔子在和老子交談過後，反而放下了玄而又玄的“道”，努力將“德”做到極致，開創出世世代代儒生要繼承的“往聖絕學”。
莊子所說的“外王”，即“與物化”，和萬物融爲一體，毫無違和感，既不悖逆外物，也不爲外物所困。這種在紛繁複雜的外物社會之間而不受損傷地遨遊，既是源於“內聖”，也是“外王”的表現。
自身修行達到極致，與外界和諧共生——這就是莊子內聖外王之道。
但自北宋以來，儒家借用了“內聖外王”的名詞來解釋儒家思想，“內聖外王”就成爲儒家的內在道德追求和外在建功立業努力的最高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