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的故事大家真的瞭解嗎?今天小編給你們帶來全新的解讀~
說到張居正很多網友想到的可能就是輔佐大臣，很厲害的一位了，而且他的改革可以說是幫助明朝做出了超大的貢獻的，萬曆新政他還真的是功不可沒啊，所以這個人從這些情況來看，應該是一位功臣了，但是如果知道張居正的網友可能會發現，張居正死後是遭遇了清算的，那麼這到底是爲什麼呢?
明朝嘉靖帝在位時間頗長，他一共做了四十六年的皇帝，僅次於他的孫子，神宗朱翊鈞四十八年的在位時間。他活着時，幾十年不上朝，雖然早年有楊廷和等官員幫助治理國家，但是隨着“大禮議”的紛爭，皇權與閣權互相對抗越來越嚴重，一大批有經驗的官員紛紛倒臺。
這時，曾經支持他觀點的官員迅速得到了拔擢，填補了倒臺官員的位置。可是或明或暗的黨爭依舊對抗，愈來愈分裂朝中官員的向心力。嘉靖帝無法徹底消弭對立，乾脆躲在深宮沉迷於煉丹，不再過問國家大事。到嘉靖中後期，他將權力直接交給嚴嵩等官員，縱容其操縱國家權力達二十年之久。
嚴嵩與其子嚴世蕃、趙文華等，倚仗權勢，排斥異己，而且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嚴嵩倒臺後，抄家時，搜出的黃金多達三萬餘兩，白銀二百萬兩，其他珍珠寶玩更是不計其數。明朝外部有韃靼倭寇的不斷入侵，內部又有權臣亂政的侵蝕，使得大明朝愈來愈虛弱不堪、危機重重，饒是如此，嘉靖帝還大興土木，任意揮霍。連海瑞都感嘆“嘉者，家也;靖者，盡也”。
嘉靖死去後，穆宗朱載垕登基，改年號爲“隆慶”，隆慶元年，穆宗提拔已經四十三歲的張居正爲禮部右侍郎，接着改爲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後又升爲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穆宗不停的提拔張居正，是有原因的。在穆宗未登基前，爲裕王時，張居正便擔任過他的“講官”。所以作爲穆宗的老師，入閣雖然比較晚，資歷也不算深厚，但卻深得穆宗信任。
穆宗上臺後，啓用一批有能力官員，開始清理前朝的一些弊病，一度還較有成效，被後世讚賞爲“隆慶新政”。可是穆宗身體不好，又沉迷女色之中，濫用媚藥，執政六年便匆匆死去。
穆宗死後，“接班人”明神宗朱翊鈞才十歲，張居正看到施展政治抱負的時機已經來臨，便聯絡宦官馮保，趕走首輔高拱，自己擔任內閣首輔，開始掌握大明朝的實質的最高權力，這一掌權，時間長達十年!
“大柄悉以委居正”後，張居正以諸葛亮爲學習榜樣，輔佐幼主，開始了歷史有名的改革。
張的全面改革，涉及到經濟、政治、軍事方方面面。尤其是在經濟上開始着力扭轉嘉靖朝以來的民窮財竭與邊防鬆弛的局面。以隆慶五年爲例，當年明朝全國的財政收入才二百五十萬兩，但是支出卻高達四百萬兩。張居正認爲，財政虧空到如此地步，首先開發財源是關係到國家生死存亡的根本。而要挽救財政危機，必須要從開源與節流兩個方面下手，進行系統的整頓。
農業社會，增加財政收入，只能在土地上開源，張居正便啓用水利專家潘季馴治理黃河，興修水利。潘季馴在張居正的支持下，築堤壩三百多裏，堵塞決口一百多處，用完備的堤防把黃河約束在原來的河道，以水攻沙，使河道暢流，解除了多年水患。同時改革稅制，重新丈量土地，明朝時賦役以黃冊爲標準，國家財政的主要收入來自於田賦和丁役，而在明朝中後期，土地兼併已經非常嚴重，大地主擁有數量龐大的土地資源，但仍然把一部分賦稅轉嫁給農民頭上，造成產去稅存、賦役不均的弊病，這樣一來更使得農民不堪重負。張居正命令全國重新丈量土地，清查漏稅的田產，責成官吏追繳欠稅，從而在一定程度打擊了地方不法的豪強權貴，減輕了農民的浮稅。
經過三年的清查土地，查出了大批隱瞞的徵糧地，在這基礎上，張居正正式推行他的另一項重大改革。明神宗萬曆九年，亦即公元一五八一年，張居正下令全國範圍推行“一條鞭法”的賦役制度。“一條鞭法”的內容在《明史·食貨志》中有這樣的描述：“一條鞭法者，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工。一歲之役，官爲僉募。力差，則計其工食之費，量爲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費，加以增耗。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貢方物，悉並未一條，皆計畝徵銀，折辦於官，故謂之一條鞭。”簡單的說，“一條鞭法”把力役合併爲田賦徵收，一律交納銀兩，並且以州縣爲單位，計算服役數目，賦役銀兩的徵收統統由地方官直接徵收，以減少種種弊病。這是中國賦稅史上一次重大改革。“一條鞭法”的帶來好處，除了統一賦役，簡化了徵收項目和手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強漏稅和官吏貪污的弊端，減輕了貧苦農戶的負擔。另外，因爲役銀由戶、丁作爲徵收對象改變爲以丁、田分擔，也使得商人減輕了負擔，賦役徵銀，即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反過來它又促進了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而且相對的放鬆了農民的人身控制，客觀上也有利於生產的發展。
張居正除了經濟上改革，同時也對政府機構進行整頓，他說：“國之安危，在於所任”，官吏的廉潔與好壞，直接關係到國家的存亡命運。他下令裁減部院諸司的冗官和各省司、府、州縣官。並且對各州縣的生員進行考覈，嚴格控制地方生員，不合格的分別充吏和罷黜爲民。
這樣的做法不僅減輕了國家的負擔，也整飭了士人的風氣。張居正的政治改革，並非開創新的制度，只是想把權力集中到中央，提高官員的行政工作效率，所以他創立了“考成法”，督促公務，考覈官吏。他讓中央各部門，把待辦的公務登記造冊，分別制定一式三份的收發文本，用來留底，備註和送內閣查考，嚴格確立期限完成來往公事。按月考查，每年總結，凡是發現有拖延積壓的公務，論罪處理，這樣一來，讓那些庸庸碌碌、敷衍塞責的官員感到了壓力，從而大大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能。
神宗時期的外患，主要是來自北方的蒙古大軍和東南沿海的倭寇。張居正在爲了減輕邊疆敵人對明朝的軍事壓力，選派戚繼光等的得力的將領在邊境地帶“積錢穀，練兵馬，整器械，開屯田，理鹽法”，積極練兵備戰，重修邊防要塞，這樣一來不僅節省了龐大的軍費開支，又達到了在邊疆加強防禦力量的目的。而在東南沿海一帶，則分段設寨，修整兵船，嚴申海禁。張居正當政的萬曆初年，基本上肅清了多年的邊患，邊疆一度非常穩定。
張居正的“改良運動”，效果越來越顯示出來，嘉靖、隆慶時期，明朝的財政年年虧空，經過張居正一系列改革整頓後，已經出現盈餘。太倉粟可支十年，國庫也積金四百萬兩。《明通鑑》說：“是時帑藏充盈，國最完富”，固然有些誇大，不過中央財政大爲改觀卻是不容置疑的。軍事上，張居正當政以前的“虜患日深，邊事久廢”的局面，已經改變。當時廣東農民起義不斷，張居正用穩定壓倒一切方法，要求提督兩廣軍務的凌雲翼“大事芟除，見賊即殺，勿復問其向背”，凌雲翼在張居正的支持下，於四個月俘斬四萬二千多起義農民。其手段之狠辣也是讓人側目。
萬曆十年六月，張居正病死，明神宗朱翊鈞親政，對於從前張居正牽制他的權力記憶越來越反感。此時，曾經在張居正當政時被冷落和打擊的官僚也紛紛攻擊張居正，貪財蓄疑，賢奸雜用的朱翊鈞便在張居正死後的九個月，下詔追奪張居正的官秩，接着又查抄了張居正位於江陵的家。長子張敬修自殺，全家被迫害致死的有十餘人。張居正曾經提拔的官員一個個的被“斥削殆盡”。張居正的改革主張，也大多被取消。
此後不久，神宗朱翊鈞沉湎於奢侈腐朽的生活之中，不理朝政，不見羣臣，甚至連“太廟亦不親祭”，政治日益腐敗，社會矛盾愈加激烈，而明王朝則在他的折騰下也漸漸走向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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