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有兩位大人物爲娼妓行業的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一位是東周管仲;另一位是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那麼“娼妓”制度起源於何時?又是如何發展的?感興趣的讀者和小編一起來看看吧!
“娼妓”制度起源於夏朝末年，成熟於周襄王在位時期。古代的“妓”是指受過專業訓練，具有一定服務技能，從事色情服務的女子。“妓”的社會地位比“娼”要高很多，多服務上流社會的達官顯貴。“娼”原本爲“倡”，最初指的是唱戲的女子，後引申“娼婦”，即在街頭攬客的中年女子。“娼”沒有服務技能，其服務對象多爲社會底層人物。
話說，朱元璋於金陵建立大明正統之後，便在秦淮河兩岸設置了官營妓院。據說，爲了促進妓院的生意，朱元璋還親自爲舊院寫過對聯。
這裏不但有中國最靈動的山水，亦有美人美酒。遍佈南京的妓院，或官營或私設，它們都有或響亮或旖旎的名字，如：來賓、重譯、清江、石城、鶴鳴、醉仙、集賢、謳歌、鼓腹、輕煙、淡粉、梅妍、翠柳、南市、北市等。
娼妓行業如此興盛，直接導致了世風浮華。當時的讀書人、名士、豪紳、富商、高官，皆以狎妓爲樂，嫖娼成了一種社會風氣。當時的妓女根據地位的不同被劃分爲許多門類，賣藝不賣身的妓女有歌妓、樂妓、酒妓等，經營皮肉生意的有官妓、營妓、家妓等。
而那些不入樂戶的下等妓女，則被統稱爲“娼”。
在那個年代，僅經營皮肉生意，沒有文學、音樂、繪畫修養的妓女是最下等的性工作者，她們的“職業素養”就像現在的“小姐”差不多。在私娼的身上，僅有赤條條地錢色交易，所以中國幾千年來盛行的風月文化中，幾乎不包含娼。
明朝中後期，國事衰微，達官顯貴不問家國之事，醉心於風月浮華。不論是高官還是讀書人，都在秦淮河畔泡出了一身脂粉氣。雖然，這些人與名妓演繹了種種或刻骨銘心或令人感傷的愛情故事，但浮華之風的滋生也讓整個國家的上流社會逐漸腐壞。
當時，有許多目光長遠的文人批判這種現象，稱時下“忠臣不如叛臣多，名將不如名妓多”。士大夫階層的喜好，直接使妓院生意興隆，促生了“花榜”一類的風月文化。所謂花榜，是興起於宋朝的一種“妓女排行榜”。在元代及明初時，一度廢弛，並不多見。
但是，在明朝中後期以後，花榜再次盛行。簡而言之，花榜就是一種按照士大夫的審美標準，將妓女劃分爲三六九等。說起其性質，就像是現在的選秀一樣。隨着花榜的盛行，一些資深的嫖客還撰寫了一系列的“嫖娼指南”。
如：品評南京妓女的《嫖經》，一度成爲當時嫖客們的狎妓指導書。誰家的姑娘姿色過人，誰家的妓女文采飛揚，僅需一部《嫖經》，便能一窺南京風月場之全貌。由此可見，明朝時期的青樓行，已不再是單純的產業，而是一種民俗文化。
可以說，隨着娼妓行業的發展興盛，全國各大城市青樓不計其數，即便是在窮鄉僻壤中，亦不乏妓女的大院。從晚明文人的嫖娼記錄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喜好嫖娼的名士，在周遊全國時幾乎是走一路嫖一路，不論來到何處都能找到妓家過夜。
娼妓行業發達所引發的世風日下，逐漸引發了統治者的警覺。明宣宗朱瞻基是明仁宗之子，生於建文元年，是一位有爲之君。
朱瞻基登基以後，國家法度鬆弛，官員腐敗現象相當嚴重。爲了重整河山，勵精圖治的朱瞻基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就包括一次大規模的掃黃運動。在這次的掃黃運動中，朱瞻基查封了京城乃至其他大城市的妓院，廢除了樂戶制，禁止官員蒞臨風月場所。不過，明宣宗施行的禁令僅限於官僚，對於民間私營的暗娼並無限制。
朱瞻基之所以進行掃黃，是因爲他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讓官員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更加高尚，更具“正能量”。殊不知，官員嫖娼自宋元以來就已形成風氣，朱瞻基的大動作也只是給官員們稍許震懾罷了，並沒有真正地掐斷官僚的腐敗之風。甚至，讓朱瞻基始料未及的是，朝中的文武百官本着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態度，想方設法應對本次的掃黃運動。
既然朝廷禁止嫖娼，那麼，他們便通過其它渠道來滿足性慾。這些官員雖不再光臨妓院或蓄養家妓，但他們通過納妾這種方式解決性需求。這些被納回家的女人雖然名義上是妾，但卻與此前的家妓並無本質區別。每逢觥籌交錯的應酬場合，這些高官之妾仍像家妓一樣，爲來客提供各式各樣的服務。
正是因爲明宣宗的掃黃政策沒有抓到點子上，以至於，在此期間的掃黃運動就像一陣微風一樣，沒過多久便以失敗告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