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滿清八旗很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自秦漢以來，中原王朝皇位繼承製度，大體上都是遵循 “立嫡以長不以賢， 立子以貴不以長”的原則，這樣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在皇位交接過程中的震盪乃至災難。
明萬曆十一年(1583)，努爾哈赤在以父祖遺甲十三副起兵，於統一女真各部的過程中將地盤逐漸壯大。但事業到了一定規模，接班人問題開始擺上議事日程。
首先是背景複雜，不服氣的人多。在當時的後金，除了長子褚英，還有“四貝勒”即努爾哈赤的四個子侄：次子代善、侄子阿敏、五子莽古爾泰、八子皇太極，個個都有軍功，誰都不服氣誰。另有“五大臣”費英東、額亦都、何和裏、安費揚古、扈爾漢可謂元老，他們在追隨努爾哈赤創業時就立下汗馬功勞。“四貝勒”與“五大臣”出於共同目的，開始聯合倒褚。萬曆四十一年(1613)，他們聯合控告褚英挑撥離間，使“四貝勒”、“五大臣”彼此不和，表示不能接受這樣的接班人上位，希望努爾哈赤重新考慮接班人人選。
其實，“四貝勒”、“五大臣” 聯合倒褚的背後是有深意的。從明萬曆十一年(1583)開始起兵，到萬曆四十四年(1616)建立後金汗國，努爾哈赤集團在攻城略地中不斷增值。自然，努爾哈赤的權益早就不止十三副遺甲了，而以“四貝勒”、“五大臣”爲基礎的八王(指阿敏、莽古爾泰、皇太極、德格類、嶽託、濟爾哈朗、阿濟格、多爾袞、多鐸八人)在部落聯盟權益分配中也佔有一定的支配權。雖然在名義上，後金汗國的八旗都歸努爾哈赤所有，但事實上，所有權和分配權已經脫離，八王各自擁有部落聯盟相應財物、人事的支配權，在所屬旗內享有極高權力。由此，他們基於經濟基礎上的議政權也越來越大。特別是天命六年(1621)三月，後金攻佔了大明的遼瀋地區，八旗旗主各自領得大量土地、人口與財物，實力大增，努爾哈赤對各旗主的實際掌控力逐漸走低。這也是“四貝勒”、“五大臣” 敢於聯合倒褚的深層次原因。
雖然努爾哈赤作爲部落聯盟最主要的元老，具有絕對權力，在包括接班人選擇問題上都可以自己說了算，但努爾哈赤的汗權是建立在八旗分權的基礎上的。汗權大，旗權就小;旗權擴張，汗權就受到限制。這是一個矛盾或者說悖論，也是部落聯盟權力結構體系不夠成熟的表現。
“四貝勒”、“五大臣”對聯盟不管是當下還是未來的利益都有特殊要求的。而覺醒起來的利益訴求，使得他們在接班人問題上對努爾哈赤聯手施壓，威迫努爾哈赤作出處理。努爾哈赤也不得不妥協，在接下來部落聯盟兩次進攻烏拉的戰役中，都沒有派褚英出征，只令他在家留守。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三月二十六日，努爾哈赤下令去除褚英的接班人資格，同時幽禁在高牆之中。其實，他這樣處理，世人倒還可以理解。但三年之後，褚英三十六歲，已經無望再取得接班人資格時，努爾哈赤竟下令處死他。褚英之死似乎說明——嫡長子繼承製在後金水土不服，而褚英則是此種硬搬模式的犧牲品。嫡長子繼承製是建立在皇權不被挑戰的基礎之上的，同時中原國家上下大力推行儒家文化，自覺維護此類接班模式。恰恰在後金這兩點都不具備，努爾哈赤只能爲自己犯下的錯誤埋單。或許從這個時候開始，在接班人問題上，努爾哈赤基於後金以八旗旗主爲核心的高層日益壯大的現實，不得不考慮他們對利益共享的訴求，並且初步有了向汗位推選制過渡的想法。
但在汗位推選製出臺之前，努爾哈赤還是心存幻想，試圖以其威權或者說影響力再推新的接班人——次子代善。這代善位居四大貝勒之首，十四五歲時即被尊稱爲貝勒，廣有軍功，擁有正紅、鑲紅二旗。在接班人的合法性上，可謂說服力強。但代善被立爲接班人後，反對派的小動作還是不斷，先是他被誣與繼母袞 代皇后有曖昧關係。然後，被告其次子碩託、阿敏之弟齋桑古及其妹夫莫洛渾欲逃往大明帝國，政治立場有問題。天命六年(1621)九月，代善向汗父努爾哈赤哭訴稱有人密告皇太極、莽古爾泰和阿濟格試圖害死自己一事，導致努爾哈赤無可奈何地宣佈廢其太子之位，以圖安寧。由此，汗位推選制在長子褚英、次子代善的接班人位置相繼被廢后終於出臺，努爾哈赤就此問題發表談話說：“繼我而爲君者，毋令強梁之人爲之。此等人一爲國君，恐倚強自恣，獲罪於天也……爾等八固山王中，有才德能受諫者，可繼我之位，若不納諫，不遵道，可更擇有德者立之。”(《滿洲實錄》卷七)，這便是汗位推選制的由來，努爾哈赤所言“爾等八固山王中，有才德能受諫者，可繼我之位”說明後金未來的接班人將在八旗旗主中產生，“若不納諫，不遵道，可更擇有德者立之”說明八旗旗主在接班人問題上不僅有一次推選權，還有二次推選權，從而確立了旗主們最終的決定地位。後金強人政治到此結束，帶有部落氏族色彩的民主議政制粉墨登場，它在事實上宣告了努爾哈赤此前以個人威權選擇接班人模式的失敗。
汗位推選制的實質是將接班人的選擇權從努爾哈赤手中移交給八王。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努爾哈赤在距瀋陽四十里的靉雞堡因病去世。隨後，諸貝勒坐下來集體討論新汗也就是接班人的人選。在彼時，八個大小貝勒的能力顯然不一。代善因爲先前立嗣被廢，又被削奪一旗(鑲紅旗)，不能與皇太極叫板。阿敏屬旁支(系努爾哈赤的侄子)，無法爭位。莽古爾泰雖是努爾哈赤第五子，卻有勇無謀，戰功平平，再加上有弒母惡名，也在接班人之爭中敗下陣來。至於四小貝勒，在當時無論軍事能力還是經濟實力上都無法和皇太極一較短長。所以，接班人推選的結果，皇太極尚屬順利地上位了。
但對皇太極來說，八王共治制度卻成爲掣肘的一大因素。皇太極上位後，只將自身掌握的正白、鑲白兩旗改爲正黃、鑲黃兩旗，此外再無多旗，而其他高層領有六旗——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之上，皇太極有多少發號施令的空間呢?同時，最重要的一點還在於，努爾哈赤在接班人制度設計時着眼於權力的相互牽制與制衡，汗王和旗主以及旗主和旗主之間，一切以集團穩定、不出現權力贏家爲核心因素，使得汗王(接班人)動輒得咎，行政效率大大削弱。如八王共治制度規定：八旗貝勒須定期“齊集八角殿(大政殿，努爾哈赤臨朝處)審事”，下級官員的任免，由上級官員“於諸貝勒集八角殿之日，乞請在案”。另外，八旗貝勒可以共同現場審案，只在結案後擇其大事 報告汗王即可。後金向漢人下達命令時，“皆以八王之書頒發”，從而在制度層面上認可了八王在組織當中的最高權力。
那麼，皇太極怎麼辦?
天聰三年(1629)正月，皇太極啓動了人事改革的歷程。他以“三大貝勒向因值月之故，一切機務，輒煩諸兄經理，多有未便”爲由，廢除了三大貝勒“值月”的制度，並宣佈以後改由三大貝勒以下的諸小貝勒代行值月之事，從而削弱了三大貝勒的權力。皇太極的這個改革出發點很巧妙，表面上看是權力轉移，一收一放，實際上收的是對自己可能產生威脅的三大貝勒的行政權力，放出去的三小貝勒之權卻可以籠絡人心。另外，他在貝勒之外設立八大臣管理國務，甚至規定可染指旗內一切事務。若國家有事的話， 八大臣與諸貝勒“偕坐共議”。這種權力和職能的重疊其實是皇太極故意爲之，也是他集權的一大舉措。表面上看是放權，實際上是集權，皇太極走完了人事改革的第一步。
但最重要的步子還沒有邁出。皇太極接下來爲三大貝勒“沒事找事”，以在實際層面上解除汗王和貝勒共同接受大臣朝拜的制度，不僅爲自己也爲以後的接班人加強中央集權、提高汗王權威製造成例。先是二貝勒鑲藍旗旗主阿敏以“棄守永平等關內四城並屠城”之罪奪去其爵位，並幽禁高牆之內一直到死。隨後，三貝勒正藍旗旗主莽古爾泰被指責爲“御前露刃”，爲“大不敬”，故而削去大貝勒爵位，降爲一般貝勒，並奪五牛錄屬員，罰銀萬兩。“御前露刃”事件發生在天聰五年(1631)，這一年十二月，已然看出端倪的代善主動建議皇太極：“我等奉上居大位，又與上並列而坐，甚非此心所安。至今以後，上南面居中坐，我與莽古爾泰侍坐於側。”(見《東華錄》，天聰五年十二月丙申)代善主動請求三大貝勒走下神壇，由此，汗位推選制下汗王“與三大貝勒俱南坐受”的 動請求三大貝勒走下神壇，由此，汗位推選制下汗王“與三大貝勒俱南坐受”的格局被廢除。皇太極自天聰六年(1632)開始“南面獨坐”，在後金內部於形式上首創了汗王威權獨一無二的模式。
當然，政局震盪乃至於血洗也是不可避免的，這似乎是制度變革的需要。天聰六年(1632) 十二月，莽古爾泰“以暴疾卒”。隨後，皇太極下令對莽古爾泰親信所屬的正藍旗展開殺戮。在這場持續了半年左右的大屠殺中，共有一千五百多人被處死， 皇太極、豪格父子正式吞併了正藍旗。這樣一來，皇太極手下有正黃、鑲黃、正藍三旗歸自己管理，清朝皇帝直接控制的“上三旗”制度從此建立起來。毫無疑問，它爲提升君主威權提供了實力支持。政局在經歷震盪乃至於血洗之後，重新走向穩定。
天聰十年(明崇禎九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極在經過長時間有計劃、有預謀的組織整頓之後，仿漢制禮儀舉行即皇帝位儀式，改元崇德，更定國號爲“大清”。他將各旗主貝勒全部封爲親王，令其分掌六部。崇德八年(1643)，皇太極規定各旗主貝勒不再掌管部務，從而在形式上最後解除了八王共治制度下對汗王權力的切割。事實上，到了這個時候，汗位推選制已經壽終正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