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太子前，先賜死其生母。這種殘忍的傳位方式，史學界稱之爲“立子殺母”或者“子貴母死”。開此先河的，是漢武帝;形成制度的，卻是拓跋氏。漢武帝“立子殺母”，在西漢僅此一例;而拓跋氏的“子貴母死”，卻在北魏沿襲成勢。翻開《魏書·皇后傳》，關於“子貴母死”的記載，讓人觸目驚心：
“道武宣穆皇后劉氏，後生明元……後以舊法薨;
明元密皇后杜氏，……生太武……泰常五年薨;
太武敬哀皇后賀氏，……生景穆，神麚元年薨;
景穆恭皇后鬱久閭氏，……生文成皇帝而薨;
文成元皇后李氏，生獻文，……依故事……薨;
獻文思皇后李氏，……生孝文帝，皇興三年薨;
孝文貞皇后林氏，生皇子恂……後依舊制薨;
孝文文昭皇后高氏，後生宣武……暴薨”。
這份死亡名單中，有一個很奇怪的問題：文成元皇后李氏，可以稱“依故事”死;孝文貞皇后林氏，可以稱“依舊制”死;而排在最前面的劉氏，爲什麼也稱“以舊法”死?帶着這份疑惑，筆者仔細翻閱了《魏書·序記》，既沒有發現這種“故事”的明確記載，也沒有找到此類“舊法”的殺人事件。這就說明，北魏“子貴母死”制度的制定者，就是開國皇帝拓跋珪;而拓跋嗣的生母劉氏，無疑是這種皇位傳承方式的第一個犧牲品。那麼，北魏“子貴母死”制度是怎麼產生的?拓跋珪爲什麼要制定這種殘忍的制度呢?
普遍認爲，拓跋珪是在學習漢武帝，其實不然。衆所周知，“主少母壯”和“女主顓恣亂國家”，是漢武帝“立子殺母”的主要原因。其中，前者是基礎，後者是病症。當時，劉弗陵只有七歲，尚在沖齡;其生母二十六歲，青春年少;漢武帝六十九歲，風燭殘年。漢武帝自知時日不多，賜死鉤戈夫人正是爲了防止其成爲呂后第二。相比之下，北魏劉氏死時，拓跋珪三十九歲，正值壯年;拓跋嗣十六歲，血氣方剛，且北方遊牧民族男子成熟較早，拓跋珪十六歲時就已經建國創業。再者，拓跋珪之死純屬意外，如果不是非正常死亡，他完全能夠再活個十年八年，拓跋嗣也會變得更加成熟穩重。可見，“子貴母死”決不是對“立子殺母”的簡單模仿。筆者認爲，北魏“子貴母死”制度的產生，幕後另有重大隱情。
北魏建國前，拓跋鮮卑還處在氏族公社解體時期。《魏書·序記》把婦人比作“天女”，以及“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的諺語，說明父系氏族社會時，婦女地位還相當高;而“昭成……議不決。後聞之……乃止”和“平文崩，後攝國事，時人謂之女國。後性猛妒忌，平文之崩，後所爲也”，則反映了當時的婦女既干預朝政，也專權弄權。再者，作爲東胡的一支，鮮卑人的血管裏，難免攜帶着“先母而後父”和“怒則殺其父兄而終不害母”的基因。北魏要成爲專制帝國，實現“父子家天下”，就必須要對阻礙封建化進程的落後習俗，尤其是對根深蒂固的“母權制”進行血腥變革。筆者認爲，拓跋珪通過賜死劉氏，使拓跋嗣擺脫母權干擾，成爲獨裁皇帝，是形成“子貴母死”制度的根本原因。
除了歷史遺留問題，現實情形也讓拓跋珪感到憂心。拓跋部能夠復國，北魏能由弱變強，除了母族賀蘭部的鼎立相助，還得益於妻族獨孤部的大力扶持。然而，隨着敵對政權一個個的被征服，隨着北魏國勢的日漸強盛，對中原歷史頗有研究的拓跋珪，敏銳地嗅到了外戚勢力對北魏的潛在威脅。拓跋珪是政治家，是開國皇帝，而且受過滅國之苦，爲了保住這份失而復得的基業，他必須要未雨綢繆，防患於未然。拓跋嗣一旦繼承皇位，其生母劉氏，這個來自獨孤部的皇太后，就可能成爲獨孤部外戚染指北魏皇權的橋樑紐帶，那麼，王莽篡漢的歷史悲劇就會在北魏再度上演。筆者認爲，拓跋珪通過賜死劉氏，達到離散外戚部落、杜絕外戚介入、防止皇權旁落的連環目的，也是產生“子貴母死”制度的重要原因。
當然，如果北魏沒有婦人的坐鎮，這種來自“外家”的威脅也就不會存在。在歷代皇帝中，有拓跋珪這種獨特視角和憂患意識的，實不多見。爲了讓制度順利實行，爲了消除婦人幹權，拓跋珪需要一種無形而又高壓的力量，來堵住悠悠之口。於是，他謊稱拓跋部有“後宮產子將爲儲貳，其母皆賜死”的祖制，將劉氏“以舊法”處死。《魏書·太宗紀》記載了拓跋珪對兒子的教誨：“昔漢武帝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令婦人蔘與國政，使外家爲亂。汝將繼統，故吾遠同漢武，爲長久之計。”既然“子貴母死”不同於“立子殺母”，拓跋珪爲什麼又要搬出漢武帝呢?筆者認爲，北魏正傾心漢化，拓跋珪“遠同漢武”，就把表似神非的兩種概念鉤掛在一起，從而爲“子貴母死”披上了一件合乎禮法的外衣。
拓跋珪沒有想到，他會因此喪命。劉氏死後，拓跋嗣“哀泣不能自勝”。拓跋珪開導他，他反而“哀不自止，日夜號泣”。這種軟弱的表現，讓拓跋珪很失望，由盛怒轉而露出殺機，拓跋嗣嚇得“遊行逃於外”。拓跋嗣失蹤後，拓跋珪不得不重新立太子。他想立拓跋紹，就必須要賜死其生母，即來自母族賀蘭部的賀氏。關於這件事，《魏書·道武七王》中做了模糊處理：“紹母夫人賀氏有譴，太祖幽之於宮，將殺之。會日墓，未決。賀氏密告紹曰：‘汝將何以救吾?’紹乃夜與帳下及宦者數人，踰宮犯禁。……太祖驚起，求弓刀不獲，遂暴崩。”可憐道武帝竟死於親生兒子之手，而且成爲“子貴母死”制度的間接受害者。這一制度，一開始就充斥着血腥。“太宗在外，聞變乃還，……賜紹母子死”，拓跋嗣即位。
拓跋嗣雖然反對“子貴母死”，但他素來“純孝”，最終無條件繼承和沿襲下來。從拓跋珪開始，“子貴母死”已經成爲北魏易代前的慣例。這種做法雖然喪失人性，但在北魏前期，對於加強皇權和推進封建化進程，對於穩定內部和維護皇位傳承秩序，確實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北魏一朝，在父死子立的傳位過程中，沒有出現大的爭鬥。但是，這種制度本身也有缺陷。如，拓跋晃和元恂，這兩位太子都死在了老爸前邊;兒子沒當上皇帝，他們的生母豈不白死了。再如，生母被賜死後，不少幼年的太子往往由保母來撫育。太子即位後，念其呵護養育之恩，都尊她們爲保太后，甚至皇太后，她們的子侄也被封爲高官，甚至封公封王。這就造成了，生母沒能專權，保太后們反倒干預朝政。更可怕的事情，還在後面。
隨着封建化進程的推進，北魏後宮幾乎成了漢女的天下。她們自身無法干預朝政，也沒有強大的“外家”影響朝局，“子貴母死”已經失去存在的理由。但是，它卻一直被人捍衛着，僵化着，並演變成爲後宮剷除異己和爭權奪利的最好藉口。拓跋濬的貴妃李氏之死，就是個例子。據《魏書·皇后傳》記載：“文成元皇后李氏，……遂有娠。常太后後問後……驗問，皆符同。及生獻文，……太后令依故事。……臨決，每一稱兄弟，拊胸慟泣，遂薨。”入宮前，李氏曾被別人霸佔，這讓思想保守的常太后心裏很不痛快。李氏懷孕時，常太后竟然親自去“驗問”，鑑定是不是龍種。生下拓跋弘後，李氏從普通婦人直接封爲貴人，僅次於皇后，這讓皇后馮氏感到恐慌。所以，在對付李氏的問題上，兩個女人同仇敵愾。
此外，馮氏還有別的目的。馮氏從保太后身上得到啓發：親自撫養皇儲，以控制將來的皇帝。爲此，馮氏利用“子貴母死”先後害死了三位母親，即拓跋濬的貴妃李氏、拓跋弘之妻李氏和拓跋宏之妻林氏。通過這種卑鄙手段，馮氏先後控制了拓跋弘和拓跋宏兩位皇帝，長期臨朝聽政，並把拓跋弘逼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年輕的太上皇，隨後將其殺害。馮氏的侄女入宮後，其行止與馮氏無異。據《魏書·皇后傳》記載：“孝文文昭皇后高氏，後生宣武……馮昭儀寵盛，密有母養帝心。……後……暴薨……或雲昭儀所賊也。”自己沒有兒子或者生不出兒子，就“殺其母，而養其子”，強搶未來皇帝的撫養權，以便將來參與朝政。從馮氏開始，“子貴母死”制度變得更加滅絕人性，北魏宮廷已經被陰毒恐怖的氣氛所籠罩。
在“子貴母死”的陰影下，到了元恪時期，竟然出現了“椒掖之中，以國舊制，相與祈祝，皆願生諸王、公主，不願生太子”(《魏書·皇后傳》)的局面，墮胎現象也屢見不鮮。再者，皇后高氏“性妒忌，宮人希得進御”，元恪面臨着絕後的政治危機。後來，胡氏不懼“子生身死”，艱難地爲元恪生下了元詡這根獨苗，因功“進爲充華嬪”。爲皇統大計，元恪廢除了“子貴母死”制度。有人認爲，這一制度是由拓跋宏廢止，依據是“子貴母死，……高祖終革其失，良有以也”，其實不然。林氏死時，拓跋宏確實曾提出過“不欲襲前事”，但因馮氏反對，“故不果行”。此外，《資治通鑑·樑紀》也記載了北魏廢除“子貴母死”制度這件事：“天監十一年(512)冬，十月，……乙亥，魏立皇子詡爲太子，始不殺其母”。
始於天賜六年(409)，止於延昌元年(512)，“子貴母死”在北魏沿襲七代，歷經百年，見證了拓跋鮮卑的興衰。這一制度，是氏族社會碰撞封建專制的產物，是北魏推進制度轉型的催化劑，所以，它只是一時的權宜之舉。它雖然有一定合理性，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婦人干政問題。事實上，北魏出現了很多女強人，如竇太后、常太后、馮太后、高皇后、胡太后等。細細數來，這一時期的婦人干政現象，要比北魏建國前還要嚴重。筆者認爲，封建專制制度一日不除，婦人干政的現象就不會斷絕，這也正是西漢“立子殺母”一代而終的根本原因。而那些別有用心之人，不顧制度與現實的嚴重脫節，將其變成“婦人蔘與國政”的工具，這不僅違背了拓跋珪的初衷，同時也加速了北魏政權的衰敗和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