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明帝，即曹叡，曹魏第二任皇帝。各位一定都有所耳聞吧。
歷來史家都認爲，曹丕接受陳羣提出的九品中正制，是向士族妥協，而士族則以支持曹丕篡漢爲彙報，而後隨着九品中正制的不斷推行，逐漸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其實，魏明帝曹叡在位期間，浮華案則昭示着皇權與士族的衝突依然存在。
浮華案的始末
每一個朝代的建立，隨着功勳元老的逐漸凋零，權貴子弟也就是所謂的“官二代”、“官三代”往往會繼承父祖輩的政治影響力，早早的就開始出仕做官，參與朝政。翻開史書，魏蜀吳三國無不是如此，這些子弟都是頂級的貴胄或者士族豪門出身，他們一出生就註定了不平凡的一生。
魏明帝曹叡太和年間(227年-232年)，一些剛剛步入仕途的貴族子弟雲集於京師洛陽;聚衆交遊、品評人物、清談名理，風靡於上流社會的青年知識羣體中。他們模仿東漢末年士人清流派作風，互相品評，起了很多名號。
比如夏侯玄、諸葛誕、鄧颺等四人被稱爲“四聰”，諸葛誕、畢軌等人爲“八達”，劉熙、孫密、衛烈被稱爲“三豫”。從史書中查閱，能夠基本確定的浮華名士有何晏、丁謐、鄧颺、畢軌、李勝、夏侯玄、諸葛誕、司馬師、劉熙、孫密、衛烈等人。
這份名單都是權貴子弟、士族豪門。何晏是曹操養子，丁謐是丁斐(曹操起兵時老鄉)之子，夏侯玄是夏侯尚之子，司馬師是司馬懿之子，諸葛誕是諸葛亮族弟(琅琊諸葛氏)，劉熙是中書令劉放之子，孫密是中書監孫資之子，衛烈是司空衛臻之子。
太和六年(232年)，曹魏司徒董昭上疏魏明帝：“當今國中少年英才不把孝悌和清廉的修養當作首務，竟然把追逐權勢、唯利是圖當作第一位的事情。他們羣相糾結，合成團體，互相吹捧讚賞，以毀謗和貶低來懲罰和羞辱，以袒護讚譽爲封爵賞賜，誰依附他們，他們就對誰讚歎不已，誰不依附他們，就成了缺點和罪過。”
魏明帝對董昭的建議迅速地作出了反應。他下詔要求嚴辦“浮華”案，“帝於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颺等。”於是所謂的浮華名士們，在曹叡在位期間，基本處於被“禁錮”的狀態，雖然人身由於其家世背景沒有受到什麼危害，但參與朝政基本不可能。
上承黨錮之禍
浮華案其實是一件很容易被忽視的政治事件，因爲首先這次事件範圍較窄，只有十五人，有的連名字也不能確定;其次，這些人雖然受到短暫的禁錮，但曹叡去世後，這些人很快重新得到啓用，紛紛投入到司馬懿與曹爽的權力之爭中。
其實，浮華案是對東漢末年黨錮之禍的承繼。東漢後期，“主荒政謬”，選舉混濁，士大夫競相棄章句而趨時務，浸然成風。這種風氣自積極的意義言之，乃是激濁揚清，匡扶衰弊。然而從消極的方面看，士大夫交遊結黨，其流弊所及，則爲俗士之利益結合。
所以漢桓帝、漢靈帝在位期間，在宦官集團的推波助瀾下，幾次黨錮之禍給了當時士族官僚階級以沉重的打擊。黨錮可不是浮華案那麼簡單，黨錮一次動輒牽連幾百上千人，而且追捕擊殺也是正常，而且黨錮禍連宗族，名單上的士人的宗族子弟全部失去做官的資格。
黃巾起義爆發，朝廷派皇甫嵩等人平叛，皇甫嵩第一時間向漢靈帝建議解除黨錮，讓各地士族出來一起鎮壓起義。士族由此參與到漢末三國的大亂局當中，袁紹作爲最大的士族代表，曾經嘗試過一統天下可是失敗了。曹操、劉備、孫權建立了三方政權，但他們和各自內部士族階級的鬥爭，一直從未停歇。浮華案，也是其中的一段小插曲。
下啓魏晉玄學
魏明帝以後的時代，浮華問題不再顯現爲政治事件，但它卻以一種變異的形態，更爲普遍地存在於政治和社會生活之中，更加深刻地影響着官僚政治的運行。新的浮華傾向是受玄學思潮主導的，士大夫們不再關心現實政治問題，而是熱衷於清談玄理，崇尚精神自由和行爲放達。
在人物品評鑑定方面，品德、才能等文官素質不再是談論的中心話題，轉而注重言談、舉止、趣味、習尚等個性魅力;在處世態度上，“身在廊廟，心在山林”的人生哲學受到推崇，士族貴族享受高官厚祿而不必過問世事。比如夏侯玄、何晏就被認爲是魏晉玄學的創始人之一。
其實這是一部分士族飽受摧殘之後無奈的選擇。曹叡死後，司馬懿和曹爽進行了權力爭鬥，最終本身就是士族的司馬家成功取代了曹魏。在這個過程中，很多士族選擇了司馬家，但司馬家知道自己是怎麼奪取的天下，他們希望其他士族好好享受生活，不要惦記至高無上的權力。
封建社會的知識分子羣體既是皇權一官僚政治的主要承擔者，又是社會秩序的支配力量，還是思想文化潮流的主導者。由於“士之羣體自覺意識”已經形成並不斷髮展，所以經歷了從東漢的清流，曹魏的浮華，兩晉的玄學這樣的演變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