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卡·王爾德，英國作家、詩人、散文家，是19世紀英國最偉大的作家和藝術家之一，以其劇作、詩歌、童話和小說聞名，唯美主義代表人物，生卒時間1854年10月16日—1900年11月30日。
博爾赫斯曾這樣盛讚王爾德：“千年文學產生了遠比王爾德複雜或更有想象力的作者，但沒有一個人比他更有魅力。無論是隨意交談還是和朋友相處，無論是在幸福的年月還是身處逆境，王爾德同樣富有魅力。他留下的一行行文字至今深深地吸引着我們。”
王爾德
在我看來，這是所有對王爾德的評價中最高、最準確的評價，但這樣的評價只反映了王爾德輝煌的一面，其不幸、悲慘的一面並未提及，王爾德的二兒子(大兒子在一戰中陣亡)維維安·賀蘭曾爲其父立傳，今天看來亦不過流水帳，理查德·艾爾曼的《奧斯卡·王爾德傳》與其相比則豐富、翔實得多，理查德·艾爾曼熟讀王爾德作品，使王爾德與其作品互爲解讀成爲可能。
理查德·艾爾曼的《奧斯卡·王爾德傳》揚揚灑灑70餘萬言之巨，可謂關於王爾德的一切，從王爾德的成長曆程到衣食住行，從嚴重時刻到風流八卦，從時代風貌到個人恩怨可謂事無鉅細，但其實只說了兩件事，一個是他無人能及的文學成就、極速上升而又極速下墜的一生，一個是圍繞着王爾德的十九世紀末歐美文壇、英國社會衆生百態。在王爾德過山車般的一生中，那些文學青年所熟悉的文學大師(諸如惠特曼、葉芝、蕭伯納、紀徳、普魯斯特、柯南·道爾、馬拉美、魏爾倫等)、那些文學青年所不熟悉的王爾德的親朋好友等紛紛登臺亮相，人性的卑劣與崇高、虛僞與真誠、冷漠與善良得以盡情展示。
小說《道連·格雷的畫像》
在王爾德衆多的文學成就中，他著名的小說《道連·格雷的畫像》可以說是最代表其創作風格及價值觀的作品，理查德·艾爾曼稱：“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唯美主義缺少範例，《道林·格雷的畫像》滿足了這種要求。它以哪些無禮的格言，那些迷人的習語，交談式話題，還有它的滿不在乎和乖張癖性，宣佈了道林時代的到來。”這本小說可以看作王爾德藝術化了的自傳，也可以看作他關於藝術、關於愛情、關於人生的宣言書，當然也是他的不幸命運的前奏。
1970年版 電影《道連·格雷的畫像》劇照
《道連·格雷的畫像》除了精妙的構思，豐富的想像，裏面到處充滿了王爾德式的驚世妙言，比如：“除了感官，什麼也不能治癒靈魂的創痛，同樣，感官的飢渴也只有靈魂解除得了。”“一生中因爲只戀愛一次的人才真正是淺薄的。他們稱做忠誠、堅貞的品質，我認爲是習慣的昏睡病或缺乏想象力。情感生活中的忠實就同理性生活中的一貫性一樣，無非是承認失敗。”這樣的妙語還有很多，讓我奇怪的是，如果這些話真的也是王爾德的想法的話，那這麼通透的他，爲什麼還能讓那個花花公子弄得痛不欲生，生不如死。關於《道連·格雷的畫像》，法國詩人、文學評論家馬拉美曾讚口不絕：“我讀完了這本書，很少有什麼書能夠這樣吸引我，因爲它在內心幻想和靈魂的最奇特芬芳中激起了一陣風暴……你創造了一個奇蹟，它必然汲取了一切作家的藝術。”馬拉美的眼睛果然很毒，據理查德·艾爾曼考證：“《道林·格雷的畫像》有許多出處，其中包括巴爾扎克的《驢皮記》、史蒂文森的《化身博士》、歌德的《浮士德》和邁因霍德的《西多妮亞》。這個名單可以無限地增加下去。就像葉芝說的那樣，‘藝術作品促生了藝術作品’”。但就是這樣一本受到大師們的稱讚、今天已經成爲經典的小說，對於刻板的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社會卻是一種嚴重的冒犯，日後，王爾德面臨審判時，也成爲他“有傷風化”的重要罪證之一。《道連·格雷的畫像》出版後幾乎贏得了英國報業的同聲遣責，有報紙批評道：“這本書是法國頹廢派文學這個麻瘋怪物的產物，是一本有毒的書，充滿了道德與精神淪喪的臭氣。”王爾德給當時的社會帶來的自然不只是冒犯，當然還有歡笑，不然就解釋不了他的《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上演時爲何會一票難求。象他的《道連·格雷的畫像》一樣，《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在贏得人民羣衆喜歡的同時，也受到了他同時代大師的稱讚，蕭伯納稱這齣戲劇“滲透了一種詩意的魅力，觀衆沒法不全心投入。”王爾德創作上的輝煌在十九世紀初的幾年達到了頂峯。1891年他出版了童話《石榴屋》，故事集《薩維爾勳爵的罪行與其他故事》，小說《道連·格雷的畫像》，評論集《意圖》。1892年，王爾德的劇本《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上演。這齣戲大受當時新潮派觀衆的歡迎。同時寫出劇本《莎樂美》，但因爲其中涉及聖經體裁而無法上演。1893年，《無足輕重的女人》上演，並一炮走紅。同年，詩作《人面獅身像》面世。1894年，王爾德創作出了他的最後兩個劇本《理想丈夫》和《不可兒戲》。蕭伯納稱《理想丈夫》劇中三個最佳的諷刺語將永遠是王爾德與少數人之間的祕密。正當王爾德幾乎紅遍了英國的整個天空時，噩運也在慢慢向他逼近。1895年3月份的一天，如日中天的王爾德收到一個卡片，卡片上稱王爾德是“裝腔作勢的雞姦客”，這幾字的作者是王爾德的同性戀夥伴阿弗雷德·道格拉斯之父——昆斯伯端侯爵。他隨後控告侯爵誹謗，讓他始料不及的是，控告的結果是把自己送進了監獄。
兩年的監獄生活對於王爾德的身體與精神上的打擊怎麼形容都不過份，其實王爾德的苦難當然不是開始於他進監獄的那天，而要從他認識阿弗雷德·道格拉斯的那一天算起。王爾德在他《獄中記》中詳細描述了阿弗雷德·道格拉斯災難性的影響，當然《獄中記》說的遠不止於這些。《獄中記》如果你不知道是王爾德寫的，你會覺得是一個怨婦寫的怨書，雖然沒幾個人能把一本怨書寫得如此優美。在《獄中記》中王爾德不停地抱怨，說那個曾經是他的寶貝的人花了他的錢，佔用了他的時間，浪費了他的天才。說“與你的友誼是我思想的墮落”，“你的粗俗玷污了我的高貴”，王爾德在監獄中無疑是孤獨和痛苦的，與此同時阿弗雷德·道格拉斯卻對王爾德特別冷漠，並且只知在獄外利用他和王爾德的特殊關係大撈一筆，這自然更放大了王爾德的痛苦。但只有王爾德超越了自己的苦難，進而把他正在經歷的苦難轉變爲對人生、藝術的思索時，他的苦難纔對別人、對後人有了意義。他發現了痛苦後面深刻的意義，他窺見了藝術與苦難的必然聯繫，他說，只有痛苦，人們才能發現自己以前從未發現的東西，才能以一種不同的出發點來接近歷史的全部，他說，悲哀是人所能表現出的最高貴的感情，同時也是一切偉大藝術的典型和試金石。他說，在歡樂和歡笑的後面，或許還有粗暴、生硬和無感覺的東西，但悲哀之後只有悲哀，痛苦和歡樂不同，它不戴面具，這與他在輝煌及享樂人生時說的那些俏皮話簡直像出自兩個人。1897年，王爾德出獄，但他的輝煌早已不在，人們似乎已經把他遺忘。1900年，王爾德在巴黎的一家小旅館裏與世長辭，年僅46歲。即使在獄中，王爾德也一點不謙虛，在《獄中記》中他這樣評價自己：“神祇幾乎將所有的東西都賜給了我。我有天才、名聲、社會地位、才氣、並富於挑戰知識。我讓藝術成爲一種哲學，讓哲學成爲一種藝術。我改變了人們的心靈與事物的色彩，我的一言一行無不讓人費思猜疑。”而理查德·艾爾曼則這樣寫道：“王爾德是我們中間的一員。他的才智是一種革新的媒介，在一百年前就跟在今天一樣切題。他的藝術和人生都提出了問題，它們爲他的藝術增添了一種真誠的特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