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承五代十國下啓元朝的朝代，這是今天本站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的文章，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宋仁宗慶曆三年(公元1043年)，在宋仁宗的支持下，由名臣范仲淹、富弼、韓琦等主導，發起了一次改革行動，史稱“慶曆新政”。
這次改革是宋仁宗和范仲淹等爲解決北宋自立國以來積累下來的“三冗”(冗官、冗員、冗費)弊端而發起的，簡單點概括，就是要解決國家財政問題。
但這次改革很快就失敗了，從以范仲淹爲首的改革派向宋仁宗提出改革主張，到宋仁宗同意實施，再到變法被抵制而失敗，總共只經歷了一年半的時間。
“慶曆新政”失敗的原因很多，范仲淹等改革派激進的改革主張和行事是主要原因，但給予改革致命一擊的卻是同屬改革派的隊友歐陽修。
從歷史記載來看，歐陽修並非背叛了自己的隊友們，而是好心辦了壞事。
在“慶曆新政”的過程中，歐陽修的幾次向宋仁宗的進言，不但坑了隊友，也坑了自己，本文就聊聊這事。
一：《朋黨論》坑隊友，導致“慶曆新政”失敗
“慶曆新政”發起後，遭到了保守派的強烈抵制。
這也是很正常的，歷來改革就沒有不被頑強抵制的，能否成功，就要看改革者的決心和手段了。
保守派爲打擊改革派，攻擊范仲淹等結成“朋黨”，“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
“朋黨”現象是歷來帝王都小心防範的，宋仁宗也不例外，官員們結黨上下一心了，皇權就勢弱。
本來，宋仁宗也清楚這只是反對改革的人對改革派的政治攻擊，但沒想到卻被改革派自己承認了，還主動向宋仁宗說明“朋黨”的好處。
首先是改革派的總頭目范仲淹向宋仁宗表示，正直的臣子爲了國家結黨是好事，《續資治通鑑》中記載：
帝謂輔臣曰：“自昔小人多爲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范仲淹對曰“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爲黨，而怯戰者亦自爲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惟聖心所察耳。苟朋而爲善，於國家何害也!”
這是范仲淹以政見的不同，來區分黨與不黨，承認有“朋黨”，也承認有反對派，主要觀點是，“朋黨”是否對國家有利。
可對於皇帝來說，不論是什麼類型的“朋黨”，都是危害皇權的，宋仁宗心中難免產生疑慮。
緊接着，慶曆四年(公元1044年)四月，歐陽修爲給改革派助攻，給宋仁宗上奏了一篇雄文，名爲《朋黨論》。
歐陽修的想法比范仲淹還要激進，在這篇文章中，他將改革派比喻爲君子，認爲君子就應該結黨，皇帝應該只信任君子結成的“朋黨”：
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並且，歐陽修在文中鼓勵宋仁宗，應該驅逐小人(指反對改革的官員)，讓朝堂上下只存在君子，並學習周朝，使舉朝君子結成一黨：
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嗟呼!夫興亡治亂之跡，爲人君者可以鑑矣!
當歐陽修的這些觀點形成文字，正式向宋仁宗拋出後，馬上就把宋仁宗給嚇住了。
如果真的“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所有官員的行爲一致，那皇帝還能是皇帝嗎?
皇帝能行使皇權，依靠皇權掌握權力，不就是利用官員之間的爭鬥來保證皇權的獨大?
歐陽修的這篇文章馬上讓改革派陷入了不利的局面，宋仁宗開始真正對改革派的動機產生了懷疑。
不過，宋仁宗的懷疑並沒有馬上變成肯定，還爲了保護歐陽修，在其上書《朋黨論》引起爭議後，讓他出去公幹，《續資治通鑑》中記載：
帝以上封者言河東芻糧不繼，數請廢麟州，命右正言歐陽修往河東與轉運使議之。
但有了懷疑的種子，事情就不可控了，僅過了兩個月，宋仁宗心中懷疑的種子，就被保守派中的主要人物夏竦下套激活。
夏竦用計污衊改革派結黨是爲了掌握更大的權力，最終將要行伊尹、霍光之事，廢掉宋仁宗，《續資治通鑑》中記載：
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懼......
如果沒有歐陽修的《朋黨論》，這種污衊可能還不會成功，但有了歐陽修公開宣示的那些觀點，情況就不同了。
隨後的大半年內，改革派的主要頭目范仲淹、富弼、杜衍、韓琦陸續被貶出京城，他們頒佈的改革法令也被廢除，“慶曆新政”失敗。
促使改革派失去宋仁宗信任的導火索，毫無疑問就是歐陽修的那篇《朋黨論》。
二：仗義執言坑自己，歐陽修終被貶斥
“慶曆新政”失敗了，范仲淹、富弼、杜衍、韓琦被剝奪執政權，陸續外出，但同爲改革派的歐陽修卻損失不大。
因爲，當時的政爭還沒有形成“王安石變法”後，新黨和舊黨之間的那種你死我活的情況。
反對“慶曆新政”的保守派也只是廢掉新政法令，把改革派的主導人物都趕出京城就收手了。
至於歐陽修，他在改革派中，並非主導人物，只能算是爲改革搖旗吶喊的小嘍囉。
這從官職上就能看出來，爲了新政，宋仁宗將范仲淹、富弼、杜衍、韓琦等人都升爲宰執，歐陽修只是幫助他們彈劾政敵的諫官。
而且，自上奏《朋黨論》後，歐陽修還一直在河東公幹，都不在京城，影響不了大局。
“慶曆新政”既然已經失敗，保守派也不會把歐陽修這樣的小人物放在眼裏，抓大放小就行。
宋仁宗也相當欣賞歐陽修的才華，曾表示過“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只要沒人刻意針對歐陽修，宋仁宗也不會主動懲治他。
可歐陽修自己卻跳出來了，在范仲淹等被貶後，他公開上書爲他們鳴不平，且言辭激烈，
慶曆五年(公元1045年)四月，歐陽修再次給宋仁宗上書，指責保守派爲“羣邪”，認爲不應該罷免范仲淹等正直之臣，《續資治通鑑》中記載：
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不聞其可罷之罪。臣職雖在外，事不審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搖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陛下於千官中選得此數人，一旦罷去，使羣邪相賀，此臣所以爲陛下惜也!
因此，歐陽修徹底激怒了保守派，“疏入，不報，指修爲朋黨者益惡焉。”
隨後的幾個月內，保守派對歐陽修的攻擊隨之而來，歐陽修既然自認爲是君子之臣，保守派就從道德方面打擊歐陽修。
京城中熱議“慶曆盜甥案”
由此，引出了轟動京城，讓歐陽修大失顏面的“慶曆盜甥案”，《續資治通鑑》中記載：
初，修有妹適張龜正，卒而無子，有女實前妻所生，甫四歲，無所歸，其母攜養於外氏，及笄，修以嫁族兄之子晟。會張氏在晟所與奴奸，事下開封府。權知府事楊日嚴前守益州，修嘗論其貪恣，因使獄吏附致其言以及修。諫官錢明逸遂劾修私於張氏，且欺其財。
案件出來後，不管這事的真假，輿論都開始譴責歐陽修和外甥女張氏私通，他一人之口難敵衆口，被搞得狼狽不堪。
就算有心保歐陽修的宋仁宗，在大衆輿論下，也不得不做出反應，歐陽修因此也被貶斥，“八月，甲戌，河北都轉運案察使歐陽修知滁州。”
本已經脫離政治漩渦的歐陽修，因爲仗義執言，爲范仲淹等說話，把自己坑進去了，也算是爲“慶曆新政”獻了身，四年後，才又調回京城任職。
三：結束語
以上所講述的是歐陽修在“慶曆新政”前後，爲改革派搖旗吶喊的故事，以及他承擔的政治後果。
《宋史·歐陽修傳》中記載：“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修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
或許，正是這種從不隱瞞自身觀點的性格，讓歐陽修在面對政爭時，也採取了直來直去的風格。
也正是這種風格，在詭異的政治鬥爭中，讓歐陽修極爲不適，“慶曆新政”中坑隊友和坑自己只是常規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