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盛治是宋仁宗在位及親政治理國家的時期概括。宋朝也在這代君王之時達到全盛。下面本站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
期間仁宗皇帝性情寬厚，不事奢華，還能夠約束自己，因此他受到歷代歷史學家，政治家的稱讚。期間宋朝四海雍熙，八荒平靜， 士農樂業，文武忠良。被後世譽爲“聖明有道唐虞世，日月無私天地春”歷史上有“慶曆、嘉祐之治”之稱，尤以“嘉祐之治”爲多。
背景
趙禎是北宋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長達四十二年之久。這一朝達到了北宋乃至於中國封建王朝社會經濟文化的頂峯。由於他改元次數較多，他統治的最後八年，被稱爲“嘉祐之治”，也有後人把他的整個時期稱爲“仁宗盛治”。和強漢盛唐相比，這個開明治世留下了自己獨特的印記。
仁宗即位後的前十年多時間是劉娥太后垂簾聽政時期。乾興元年(1022年)，趙禎從真宗手裏接班時，北宋帝國在王欽若、丁謂等幾個奸佞大臣的慫恿和把持下，到處充斥着假造的祥瑞和迷信的氛圍。趙禎當時只有十三歲，真宗遺詔由劉太后“權處分軍國事”。
天聖元年(1023年)，朝廷改元“天聖”，暗含“二人聖”之意，北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這種政治格局。趙禎命將真宗假造的天書祥瑞一同埋葬，表明要在治國理念上實現撥亂反正。十年中，母子二人既有鬥爭，又有合作，勵精圖治，苦撐危局，使政局、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得到復甦，可以說是挽大廈於將傾。
趙禎親政三十多年，真正實現了有別於強漢盛唐、而又無以倫比的“仁宗時代”。
人口
人口和財稅堪比漢唐。嘉祐八年(1063年)，全國人口達到1246萬戶，丁男2642萬口，42年國家人口淨增長379萬戶。這增長的戶數就相當於唐太宗貞觀時期的總戶數。由於朝廷實行“藏富於州縣，培護本根”的政策，嘉祐年間的國家稅收增至3680餘萬緡，這是唐朝最多貨幣歲入時的四倍。而百姓的皇糧國稅卻並非多如牛毛。
文化
培養人才
仁宗重視人才的培養選拔，他封孔子後人爲衍聖公，鼓勵各州縣興辦學校。一度賢相諸多，君子滿堂。寇準、王曾、晏殊、魯宗道，以及范仲淹、包拯、富弼、狄青、歐陽修、王安石，還有被仁宗朝簡拔或科舉入仕的“三蘇”、沈括、米芾等，都是彪炳史冊的傑出人物和讀書人的楷模。
文化繁榮
文化實現了繁榮。散文“唐宋八大家”中除去唐的韓、柳兩人，其他六個都活躍在仁宗時期。作爲詩末的宋詞在晏殊、柳永、范仲淹、蘇軾等一大批詞人的推動下發揚光大，打造了宋詞在中國文學史的翹楚地位。而說書、小說、雜劇等文學形式也得到了萌芽和發展。
科技發展
科技方面，中國的四大發明在仁宗朝有三個得到了應用，並轉化爲生產力。火藥的發明推動了火箭、突火槍、火炮、地雷、火毬等兵器的革命，在對西夏的戰爭中發揮了作用。指南針開始用於航海，使宋朝擁有當時世上最龐大的帆船艦隊。畢昇的活字印刷術問世後，使宋代大量的典籍得以保留。還有王惟一發明的針炙銅人，完善了中醫針炙體系。朝廷發行了世界上第一張紙幣“官交子”，對於世界經濟和金融史的貢獻不可低估。
哲學思想
哲學領域流派紛呈，爲現代中華國學打下的堅實基礎。二程提出的“天理”命題，爲沉悶的哲學界吹來了一陣清風，同時也爲趙宋爲何受周禪，以及建立封建統治秩序提供了理論支持。王安石提出了實學理論，培養了一大批學生，爲他後來的變法提供了理論指導，儲備了幹部隊伍。
經濟
經濟是衡量國家繁榮、富強一個最重要的指標。經濟包括一個國家各個行業的各個方面的水平。經濟包括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就是包括農業、製造業、商業、娛樂業等大的產業。而這些大的產業又包括各個行業。評價衡量一個古代王朝的經濟繁榮程度有太多的方面，由於篇幅有限及本人的能力、精力都有限，所以就簡單的從人口戶數多少、國家的年收入、城市的數量、質量(人民聚集居住地的範圍條件)、鋼鐵金屬產量、貨幣流通量、人民的幸福奢侈程度等方面做粗略的概述。以驗證“仁宗盛治”之盛。
戶數
北宋張邦基在《墨莊漫錄》中記載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史料，可以間接看出宋仁宗盛世時期之盛，宋仁宗曾問包拯歷代編戶的數目，包拯經過認真考證後回答道：“以謂三代雖盛，其戶莫得而詳。前漢元始二年人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後漢光武兵革之後，戶四百二十七萬六百三十;永壽三年，增至一千六十七萬九百六十。三國鼎峙，版籍歲減，才百四十餘萬。晉武帝平吳之後，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南北朝少者不盈百萬，多者不過三倍。隋煬帝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唐初，戶不滿三百萬;高宗永徽元年，增至三百八十萬;明皇天寶十三年，只及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自安史之亂，乾元已後僅滿一百二萬;武宗會昌中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降及五代，四方竊據，大約各有數十萬。太祖建隆之初，有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開寶九年，漸加至三百九萬五百四戶;太宗至道二年，增至四百五十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七;真宗天禧五年，又增至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陛下御宇以來，天聖七年戶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九;慶曆二年，增至一千三十萬七千六百四十;八年，又增至一千九十萬四千四百三十四。拯以謂自三代以降，跨唐越漢，未有若今之盛者。”
人口戶數是衡量國家富強的一個重要方面。蘇東坡曾說：“古者以民之多寡，爲國之貧富。” 南宋文學家朱弁在《曲洧舊聞》中說：“漢文帝時，戶口繁多，而隋開皇過之，元祐間(宋哲宗時期)又過於開皇。予親見前輩言此事，古所不逮也。本朝地土狹於漢、隋，而戶口如此，豈不爲太平之極也!”司馬光在《資治通鑑》，歐陽修、宋祁等人《新唐書》中都明確的說，唐朝最盛時人口數還不如漢朝盛時，由此得出結論唐朝之治不如漢朝。“唐之治不能過兩漢”唐朝的還不如漢朝，那怎麼和宋朝比呢?
宋真宗趙恆末年(1021)，戶數是867萬戶，1993萬口(丁男)。宋仁宗趙禎末年(1063)，增加到1246萬戶，2642萬口(丁男)。宋仁宗統治國家人口增長了三百七十九萬戶，六百四十九萬口男丁。而相比唐太宗、唐玄宗交出的答卷就是相對寒酸了。仁宗這增長的三百七十九萬戶就相當於唐太宗貞觀時期的總戶數。仁宗之盛可以想見。
貞觀之治時期人口只有三百多萬戶，開元盛世最高也只有不足八百萬(開元二十年全國民戶數爲780萬戶)。而“仁宗盛世”一千多萬，包拯得出的結論“自三代以降，跨唐(貞觀之治、開元盛世)越漢，未有若今(仁宗盛世)之盛者”相當客觀。所以宋人自豪的宣稱宋朝“太平之極也!”是有道理的。大文學家曾鞏自豪的說：“生民以來，能濟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那是千真萬確的!
稅收
北宋末理學家葉水心在《應詔條奏 財總論》說：“祖宗盛時，收入之財，比於漢唐之盛時一再倍。”一再倍就是四倍。南宋史學家李心傳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國初至紹熙天下稅收數”中記載道：“國朝混一之初，天下歲入緡錢千六百餘萬。太宗皇帝以爲極盛，兩倍唐室矣。天禧(真宗年號)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餘萬緡，嘉佑(仁宗年號)間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餘萬緡。”宋太宗時期一年國家稅收貨幣歲入數已是唐朝最多貨幣歲入時的兩倍了，到宋仁宗時已是的四倍以上了。
其實唐朝極盛時玄宗時最高的貨幣歲入只有二百萬緡，而宋仁宗慶曆年間最高時的貨幣收入達到四千四百萬緡。兩者相差多少倍呢?“仁宗盛治”時最高的商稅是兩千二百萬緡。“仁宗盛治”只是商稅貨幣收入就是“開元盛世”的全部貨幣收入10倍以上。唐朝前期每年貨幣歲入之所以如此低，主要是商業不發達，沒什麼收入。大部分稅收來自農業，以實物稅賦爲主。
以貨幣加實物粟、絹、綿、布等總數計：玄宗時天寶八年，唐政府把租、庸、調、地稅、戶稅所有收入，數額加起來共五千二百三十萬(貫、石、屯、疋等計量單位)。而這樣一個數額《通典》作者唐朝的杜佑已經指明：“其時錢穀之司，唯務割剝，回殘賸利，名目萬端，府藏雖豐，閭閻困矣。”這個數字是不正常情況下“唯務割剝”取得的高額數字，這也是整個唐朝稅收的最高數額。可以肯定“開元盛世”之時的稅收遠遠小於五千二百三十萬這個數目。而且這個數字不止是稅，很大部分來自於庸、調。唐朝賦稅真正的重頭是庸調。所以這個數字水分太大。即使這樣和“仁宗盛治”正常的稅收數額貨幣加實物比也相差兩倍，所以曾鞏：“宋興，承五代之敝，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而財用有餘。皇祐(仁宗年號)戶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而“貞觀之治”時期無論是稅收還是戶數等具體實際指標都是很少的，不值一提。可以斷定無論怎麼比“貞觀之治”與“開元盛世”時國家稅收數額加起來也不如“仁宗盛治”。
北宋時期實行的是“藏富於州縣，培護本根”的政策。宋仁宗統治過於寬仁，造成許多地方上供朝廷的錢財、糧食等物虧欠太多，這是當時的弊病。所以後來進行改革，按照五條原則考覈地方官員，即戶口的增減，田地荒蕪程度和墾闢情況，茶鹽酒稅是否比原來的數目有所增加，上供、和糶、和買是否與歷年數目一致;呈報朝廷的文件必須齊備等等。
北宋朝尤其是仁宗統治期間稅是相當輕的。時人崔伯易在《感山賦》中曾說：“以皇祐(仁宗)之版書，較景德(真宗)之圖錄，雖增田三十四萬餘頃，反減賦七十一萬餘斛。”就是說宋仁宗時期的田地開墾程度較宋真宗時期比大大增加了，而田稅收的卻減少了。北宋尤其是仁宗統治時期，隱田漏稅的現象十分嚴重與普遍。
宋仁宗時期龐大的國家財富來自於商稅，除農村、農業、農民外，更來自於城市、商業、商人。宋太宗時宋朝一年的商稅收入約四百萬貫。真宗景德年間，商稅也不過四百五十萬貫，而仁宗慶曆時，商稅增加竟猛增到兩千二百多萬貫。可見仁宗統治期間商業的巨大發展與繁榮程度。正是在仁宗以後，宋朝已經擺脫農業社會進入商業社會。所以美國學者們費正清、賴肖爾、克瑞格在《東亞：傳統與變遷》中感慨：“事實上從宋朝開始，農業的經濟價值已日益變得無足輕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