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酒文化爲何興盛?“榷酒制”是什麼制度?今天小編就爲大家詳細解讀一下~
一、宋代興盛的酒文化
宋朝，是一個酒的王朝。在宋代，釀酒技術得到了很大提高，酒類的品種也越來越多。張能臣《酒名記》、周密《武林舊事》、吳自牧《夢樑錄》等文獻記載了宋代名酒達280多種。
宋代有着發達的酒店業。
北宋都城汴京酒樓衆多，十分繁華熱鬧。《清明上河圖》中，就生動地描繪了人們當街沽酒與酒樓飲酒的熱鬧場面。《東京夢華錄》中有“在京正店七十二戶”的說法，書中還描述了東晉著名酒樓白礬樓：“宣和間更修三層相高，五樓相向，各有飛橋欄檻，明暗相通，珠簾繡額，燈燭晃耀。”
南宋都城臨安，也一樣酒樓林立。當時杭州的酒樓戶部點檢所的官酒庫，也有很多私人開設的酒樓。
在小城鎮酒店業同樣發達。北宋龍昌期這樣描述福州城：“百貨隨潮船入市，萬家沽酒戶垂簾。” 南宋朱熹《酒市二首》中說：“聞說崇安市，家家曲米春。”
在偏僻的鄉村，也到處是各種小酒樓。比如王安石的 《桂枝香·金陵懷古》一詞中有“征帆去棹殘陽裏，背西風，酒旗斜矗”，辛棄疾《鷓鴣天》一詞雲：“山遠近，路橫斜，青旗沽酒有人家。”
酒文化的興盛還表現在文學創作中。
宋代以酒爲題材的詩歌作品數量衆多，詩人們用生花的妙筆，寫出了無數動人的詩詞，或讚美生活，或抒發情感，或鍼砭時事，成爲中國的酒文化中寶貴的一筆財富。《水滸傳》中，一共出現了600多次飲酒的描述，向世人展現了一幅豐富的宋代酒文化圖景。
二、宋代的榷酒制
榷酒又稱榷酤。榷酒制，就是政府嚴格限制民間私釀自賣酒類，由政府進行專營的制度。榷酒制最初是從漢武帝時期，由桑弘羊倡導實行。
宋代是我國曆史上唯一自始至終實行榷酒制的封建王朝。
宋太祖建隆二年，政府開始統一管理酒和曲。宋太宗淳化五年，朝廷“詔徵天下酒榷”。宋真宗景德四年，纔開始全面實施榷酤制度。
在榷酒制下，“正店”和“腳店”應運而生。“正店”是指有釀酒權的商鋪，“腳店”則無釀酒權，所售酒都從“正店”批發。
實行榷酒制度後，宋代對酒的生產和銷售管理十分嚴格。除京城外，其他城市實行官府統一釀酒，統一發賣的榷酒政策。各地的酒務、酒坊 、酒庫等，或由官府與軍隊經營，或由民間向官府承買經營，一般都實行專利、嚴格銷售區域，不得越境串貨。凡在禁地內禁限一切民戶私釀和沽賣酒麴，都可能被治罪。
宋代的榷酒制主要有酒務制、特許經營的買撲制以及官曲民釀的榷曲三種形式。
宋代，全國各州縣中設立酒務，專管釀酒、賣酒，酒戶只能從酒務批發酒零售，同時負責兼收各轄區的酒稅。
由於官營酒廠的腐敗現象嚴重，宋太宗時期，政府又實施了“買撲制”，也就是將酒務、坊場通過競標的形式轉爲民營，經營者從政府手中買斷經營權，向政府繳納一定數額的錢物，政府負責監管。到宋神宗熙寧五年，政府全面放開酒類專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酒類買撲經營的局面。
同時，政府也允許私營酒坊的存在。酒戶在宋代又分城市酒戶和鄉村酒戶兩種。
在榷曲區，城市酒戶必須向官方買曲，然後自釀自銷。比如上文所述的“正店七十二戶”，他們一般是有較大資本的大酒戶，擁有衆多腳店。腳店通常是中小酒家，不從事酒的生產，只進行分銷。鄉村酒戶基本開在鄉村，分佈在官酒銷售之外的廣大地區。他們要向官府交納歲課(一年的賦稅)，才能獲得釀賣權。比如武松在景陽崗喝的酒，就是此類鄉村酒戶所生產。
三、宋代酒文化興盛的根本原因
宋代酒文化的空前興盛，無疑是宋代經濟發展的結果。同時，這與宋代的榷酒制度也是密不可分的。筆者看來，宋代酒文化興盛的原因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榷酒製爲政府帶來大量稅收，使得政府鼓勵酒類消費。
酒類是高利、高稅的商品，酒稅一直以來都是國家財政收入中重要來源。
宋朝是一箇中央集權的朝代，朝廷要靠強大的財政收入養活的龐大軍隊。
宋代酒文化的繁榮，與官府把酒作爲重要稅源分不開。通過榷酒制，政府獲取大量稅收，使得酒稅成爲宋朝一項重要財政收入，在國家財政中的地位十分重要。
據記載，宋太宗至道二年(公元996年)，全國共徵收榷酒和賣銅鐵錢326萬貫。《宋史》記載：“太宗即位，以赦復授舊官。時初榷酒，以承恭監西京酒麴，歲增課六千萬。”到了天禧末年，酒稅收入爲1017萬貫，而同期國家的財政收入約爲6000萬貫，酒稅就佔了其中的1/6。南宋酒課也有一千餘萬貫，大致約佔南宋財政收入的20%左右。
由此可見，酒類的稅收在當時是十分可觀的。
縱觀兩宋時期，政府十分看中壟斷酒業所帶來的豐厚稅收。其一，政府鼓勵酒類消費，店家爲了爭利或以酒旗招牌，或者歌伎來吸引招徠顧客。其二，政府對酗酒的弊端放到一邊，相比以往朝代，宋代不禁羣飲，且常賜酺。
其次，宋代相對寬鬆的榷酒政策，促進了民營酒業的發展。
有人可能要問，爲什麼宋代榷酒制度這麼嚴格，酒業經營也能同時保持繁榮呢?
這其實只是看到了其中的一方面，應該看到，宋代榷酒法制相比以往朝代，表現出了明顯的寬鬆。
宋代是一個重商的朝代，工商業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商人的社會地位得到了很大提高。宋代的榷酒法制與政策也有了很大的進步。
《宋史·食貨志》中記載：“五代漢初犯曲者並棄市。周至五斤者死。建隆二年以周法太峻，犯私曲至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鬥者始處極刑，餘論罪有差。私市酒麴者，減造人罪之半。三年再下酒榷之禁。”天禧三年 (1019年) ，“ 詔自今犯酒、曲等有死刑者去之......請令所在杖脊、黔面，配五百里外牢城。”
可以看出，將私酒私曲之罪由死刑改爲流刑，是宋代榷酒法的一大進步，其刑罰比以往卻有所減輕，反映了宋代統治者對工商業者寬容的態度。
宋代繁榮的民營酒業和全國買撲酒務、坊場遍佈，雖然實行了榷酒制度，民營酒業在宋代仍然有很大的生存與發展。比如，腳店雖然不能自釀酒，但可以有經營權。同時，大量的鄉村酒肆，宋朝政府是一般不將其納入“榷酒”範圍的，允許他們自造酒麴，自釀酒賣。
宋代有一句俚語：“欲得官，殺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趕着行在賣酒醋。”
一方面，宋代經濟的發展和寬鬆的商業政策，帶來了酒文化的繁榮;另一方面，宋代集權的財政政策，催生了榷酒制，在一定程度上會遏制民間酒業的發展。雖然表面上看這是一對矛盾，但宋代靈活寬鬆的榷酒政策將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了。
宋代政府在直接對酒的生產及銷售進行控制的基礎上，同時又鼓勵人們釀酒、售酒、消費酒，這爲宋代酒文化的興盛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