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什麼現在還要讀《史記》?下面小編爲大家帶來詳細的文章介紹。
看到一篇文章，說寫微信公號的讀者朋友應該多讀讀司馬遷的《史記》，因爲裏頭的故事、語言、人性，具有長久綿延的力量。沈從文 1952 年的一封家書中，如此反映《史記》的迷人之處：在四川農村裏參加土改工作隊的一個難眠之夜，他從垃圾堆中翻出了一本殘破不全的《史記》選本，在燈下讀了李廣、竇嬰、霍去病、衛青、司馬相如的傳記。“不知不覺間，竟彷彿如同回到二千年前社會氣氛中，和作者時代生活情況中，以及用筆情感中”。然後，沈從文感慨評斷：“《史記》列傳中寫人，着筆不多，二千年來還如一幅幅肖像畫，個性鮮明，神情逼真。重要處且常是三言兩語即交代清楚毫不黏滯，而得到準確生動效果，所謂大手筆是也。”《史記》好看，而古往今來很多《史記》選本，都依循一個簡單原則，就是考慮《史記》文章好看程度，將“不好看”的部分挑出來，只留“好看”的部分。那爲什麼司馬遷要在《史記》裏放那麼多“不好看”的內容?爲什麼很多讀者認定“好看”的內容，在《史記》中往往被放在很後面?爲什麼依照司馬遷自己的編排方式，讀者必須先讀很多沒那麼好看的內容，挨着挨着才能捱到“好看”的篇章出現?......這一切，要先回到最初的問題：今天，爲什麼還要讀《史記》?歷史不是一堆“What”重要的是“How and Why”我們今天要讀《史記》，首先會遇到兩個問題：爲什麼讀?用什麼方式讀?和所有中國傳統經典一樣，《史記》是在與我們不一樣的環境及時代中產生的。經典最簡單的定義是“經過時間淘洗後存留下來的古書”，久遠之前的人們面對不一樣的生活環境和課題，將他們思索的內容寫成文字，然後一代一代傳留下來，成爲經典。
荊軻刺秦王 引自容庚《漢武梁祠畫像錄》影石印本較之同時代的書籍，傳統經典可以使我們離開有限的視野和熟悉的現實，感受不一樣的人類經驗。當然，能夠留下來的經典不僅在時間上古遠，還包含了一些經過不同時代、不同社會反覆檢驗的共同價值。這些可能是人類共同的遭遇或命運，也可能是不同世代累積下來的共同智慧。此外，今天我們讀《史記》，還可以學習司馬遷看待歷史的態度，以及書寫歷史的方式。在一般的教育體制下，從課本里學到的往往是一堆固定的事實，往往讓人以爲歷史就是什麼時間什麼人在什麼地方做了什麼事。用這種方式學習歷史會有兩個問題：第一，我們以爲歷史都是拿來背誦的，而爲了應付考試背下的這些事實，絕大部分都會在考後迅速遺忘;第二，我們很難去思考究竟可以在歷史中學到什麼，尤其是與現實相關的智慧。
扁鵲鍼灸畫像石之一(山東省博物館藏)司馬遷不是用這種方式看待歷史的。在讀《史記》時，我們首先要了解司馬遷的“史識”。單純看數字，《史記》有一百三十篇，多達五十二萬餘字，是一部很龐大的書。但是換一個角度來看，《史記》橫跨幾乎三千年的時間，把中國發生過的所有事情、曾經存在的人、累積下的經驗，只用這五十二萬餘字來記錄，可以說是極爲精簡。司馬遷在處理三千年來所發生的事情時，他在用一種清楚的意識，一個衡量歷史輕重厚薄的標準，去判斷到底應該把什麼寫進來，把什麼排除在外。這樣的選擇標準用我們的觀念來說就叫“史識”。“史識”與“史觀”密不可分。當我們認爲歷史就是一些固定的事實時，就沒有史觀存在的空間，即不管什麼樣的人來寫，歷史總是那堆東西，不管是張三還是李四來寫，都不會寫出不一樣的東西。但是，歷史如果真是如此，就沒有史學存在的必要，也不可能比較什麼歷史書是好的，什麼樣的歷史學家比較傑出。歷史真正重要的不是事實，而是事實與事實之間的關係，或者進一步說，是解釋“如何”及“爲何”，這是與我們當下學習歷史的態度差異最大的地方。按司馬遷的態度，歷史不是一堆“What”，重要的是“How and Why”。在個人層次上，一個人爲什麼會用這種方式講話做事?作爲一個羣體，彼此行爲之間的互動會產生什麼模式，他們爲何如此?某些事情會導致什麼樣的後果?爲了達到某種目的又選擇何種手段?這些都在歷史裏，也是我們理解、研究史學時最重要的挑戰。當我們以這樣的視野和方式去整理豐富龐雜的史實，就會對人類行爲有一個合理的解釋，從而碰觸到普遍的人類經驗，真正做到以古鑑今，讓歷史對當下現實有所幫助。司馬遷在著作中清楚地展現了這種歷史態度。他用了幾個重要的觀念解釋《史記》的目的。首先是“究天人之際”。簡單來說，在解釋歷史上人的行爲、判斷是非善惡時，必須區分這是不是意志可控的事情，有些東西人再怎麼樣努力也無法改變，比如說像命運般龐大的東西，或者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限制。要公平地評價一個人，從他的行爲因果中得到智慧，就一定要區分“天”與“人”。司馬遷講的“天”指龐大的背景，是與個人努力無關的部分，而“人”就是一個人如何思考、如何選擇、如何作爲，在最後如何承擔責任。司馬遷還告訴我們，要好好在歷史中學習，就要“通古今之變”，即在時間之流中，不僅要看單一事件的來源、發生、變化，還要把眼光拉高，看長時段裏的人在集體行爲中如何運用權力，組構社會，進行交易。這類集體的行爲，在更長的時間週期裏就必然有一種特別的模式，在司馬遷的語言裏，這個模式就叫作“通古今之變”。這個概念的重點在於“通”，即它不是個別事件的解釋，而是能夠歸納的、更明確的模式。我們掌握之後，不管是看待古人還是分析今人，都能夠有一種超越時間的眼光。能夠在歷史中“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也就彰顯出司馬遷另一個巨大的野心，即“成一家之言”。這仍然與我們的歷史觀念不一樣，歷史怎麼會是每個人說來都一樣呢?對司馬遷來說，如果你說不出“一家之言”，提不出自己的獨特看法，比如周代怎麼瓦解、秦始皇如何統一六國、漢武帝如何改造漢朝，就根本不配做歷史學家。寫歷史就要寫到“成一家之言”，不能人云亦云。所以，我們今天讀《史記》，就是學習如何解釋歷史，如何在其中區分出命運與人的意志，在歷史裏看到更加龐大或長遠的模式。這些與我們今天對歷史的觀念差距太大，必然會給予我們很多刺激。
鴻門宴圖(洛陽古墓博物館藏) 楚漢相爭，項羽率軍進駐鴻門，謀士范增計劃在劉邦前來赴宴時殺之。不去繼承流傳下來的經驗生活會變得危險而艱難認識《史記》有若干種方式，包括如何理解它兩千多年來在中國史學和文學上的特殊地位。從史學角度來看，中國人的歷史意識在早期就已經很發達了。中國的歷史在周代發生重要轉折，直到 20 世紀我們才比較仔細地掌握了周之前的商代文化。從文獻或考古資料上看，商代的文化非常奇特，它背後有着一個神鬼交錯的世界。在商代人的意識中，現世活人所在的世界與死人或者靈魂所在的世界交錯。我們看不到、觸摸不到後者，但可以通過各種渠道，包括靈媒或動物，跟它來往。那個世界就在生者身邊，與生者沒有截然的差異。所以我們會在商代文化裏看到很多溝通天地的精巧描繪。
羽人蓮花燈 用來承接蓮花露，引自李學勤《歐洲所藏中國青銅器遺珠》不過，自從西邊的周人崛起後，這種文化就有了很大的改變。在公元前 12 世紀到公元前 11 世紀之間，周人剪商成功，建立了新的政權，同時帶來了全新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新的政治制度叫作封建制度，新的文化就依附封建制度而成立。封建制度來自親族系統，換句話說，它的核心概念與精神最看重自然的親族關係，作爲父親、兒子、叔伯、侄子外甥，你是什麼樣的身份，在一般的生活禮儀乃至政治權力上就做相應的行爲。由此，我們認識的中國歷史與文化才真正浮現出來。周人這種價值觀帶來了一個很重要的需求，即必須保留宗族系統的記錄，使第二代、第三代乃至更久之後的人們仍能清楚每個人與其他人的親族關係，這就要依賴記憶，而人的記憶沒有那麼可靠，自然必須依賴記錄了。在中國上古的考古資料、金石資料裏面，青銅器的用法在商代到周代之間明顯出現了很大的變化。在商人那種鬼神世界中，青銅器是人與非人世界的交流工具，所以鑄刻了以動物爲主的各種紋飾。我們可以想見，在儀式中，鼎或者其他青銅器裏焚煮東西的香氣、煙往上傳，商人相信這樣就可以與住在上面超越現實世界的祖先進行溝通。周人從商人那裏繼承，甚至應該說“偷”來鑄造青銅器的方法，但是他們鑄造的青銅器的重點特徵改變了。商人青銅器表面華麗複雜的藝術性紋飾，或者說功能性的神鬼交會的紋飾慢慢被忽略，取而代之的是銘文，即把文字刻鑄在青銅器上。爲什麼要在青銅器上寫字呢?我們要看到青銅器銘文的固定形式。青銅器銘文和周人發展出的其他記錄方法，都是爲了讓這種關係，以及圍繞這種關係所需要的經驗永久保留下來。在此開始誕生中國非常強大的意識傳統，也就是大家經常聽到的，在世界各種文明中，中國人的歷史意識最發達，歷史記錄最完整，這部分來自周人在建立封建制度過程中，功能性地保留了這些資料。
孔子見老子畫像石 嘉祥縣出土 縱48釐米，橫112釐米，厚21釐米，凸面線刻。該石描繪了魯昭公與孔子同車適周，向老子問禮的歷史故事，現藏山東濟寧博物館漢碑室。但是這種意識在功能性作用之後發生了各種深化、變形，其中最重要的階段在春秋時代，這時出現了《左傳》。原來只是爲了把人與人的關係、與禮儀有關的部分記錄下來，現在則進一步出現了特殊面向，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和教訓。換句話說，從《左傳》開始，如果不學歷史，不去繼承自古以來流傳下來的經驗，生活就會變得危險而艱難。不知道前人遇到了哪些事情，他們用什麼方式去面對，又如何解決，與懂得從歷史中吸取教訓的人相比自然遠遠不如。從這裏開始，東周歷史的記錄進入王官學的系統裏，變成了貴族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從這個脈絡看下來，到了漢朝，我們才能夠了解，司馬遷的《史記》是這種傳統的集大成者。
李廣騎射圖壁畫磚(敦煌市博物館藏)《史記》是一部通史，也就意味着是人類有意識、有經驗以來的總和。通史是時間的完整呈現，司馬遷要從開天闢地、人怎麼來、人的社會怎麼來、人的歷史怎麼來開始寫起。通史不會有真正的終點，因爲時間要繼續流下去，不過在現實上，司馬遷只能把歷史寫到自己那個時代。這件事情本身的意義非常重大，因爲這是中國歷史意識的一次提升與突破。在這個時候，歷史取得了一種整體性，不再是一塊塊、一段段的。一個人一輩子發生了什麼事，或者稍微長一點，一朝一帝或者從一個家族的建立到滅亡，這都是一段一段的歷史。我們有看待這些片段的眼光，但司馬遷用他的著作讓我們認識到，當我們把歷史當作一個整體時，所看到的歷史、從裏面學到的內容，以及因此認識到的世界與道理，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歷史有不同的意義，最淺顯的諸如昨天的事情教會我們今天怎麼面對現實，而深邃的哲學性意義則要把歷史作爲總體來掌握和理解。從這個意義來說，司馬遷在中國歷史意識的深化上厥功至偉。在《史記》之前與之後，如何看待歷史、歷史包括什麼、歷史可以給我們什麼，是徹底不同的。至少從這一角度，司馬遷不但寫了一本書，而且改變了中國文化，他的方式直接建立在中國文化最核心的一個面向，即如何看待歷史上。這個態度是由司馬遷建立的，此後無論誰進入中國文化、進入中國歷史，都無法遺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