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崇禎和大臣很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崇禎爲什麼寧可哀求大臣和親戚、最後自盡了也沒有抄他們的家?
明末悽風苦雨的歲月裏，崇禎皇帝最後時刻的求募捐，堪稱是叫多少“明史愛好者”們虐心的一幕：在大明代的最後幾年“國庫空空”的年月裏，心急如焚的崇禎皇帝放下身段，多次向王公貴戚大臣們“求捐助”，結果卻是應者寥寥：他的老丈人周奎捐了1萬兩，太監王之心捐了1萬兩，內閣首輔魏藻德捐了500兩，其他人都是“幾百兩幾十兩”，湊出來的那點錢，塞牙縫都不夠用。
此情此景，也叫當時的崇禎帝，都是一萬個想不明白：“及至賊來時，都成了他們所有。怎麼這樣愚蠢?”你們現在不捐錢，等着李自成打來，豈不全都白送李自成了?
是這幫“國家棟梁”們真沒錢嗎?當然不是，待到崇禎皇帝上吊，李自成攻破了北京城，農民軍們一頓追贓，竟從北京城裏“追”出了七千萬兩白銀。這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出自京城的高官貴族家，比如給崇禎哭窮的老丈人周奎，就被抄出了五十三萬兩白銀。崇禎信任的大太監王之心，被抄出了十五萬兩白銀，標榜清廉的內閣大學士陳演魏藻德，也被抄了上萬兩白銀。以至於李自成敗逃前，還把這些白銀鑄成了銀餅，拉着大搖大擺逃離了北京。
說句寒磣話，這麼多鉅款，哪怕當時崇禎能拿到十分之一，這大明王朝，也至少不會亡在1644年。
如此雷人一幕，也把後世多少讀者看得咬牙切齒，還有人連呼崇禎帝想不開：你崇禎帝貴爲天子，幹嘛還可憐巴巴求這羣蛀蟲“捐助”?直接全抄家了不就完了?
那崇禎就真沒想過“抄家”嗎?當然不是：崇禎七年的時候，武生員李就進言說：現在各地的豪紳們，從北京到地方，只要有頭有臉的，大多家產千百萬，只要讓他們“以私產輸官助餉”，咱大明代還愁沒錢救國?結果話剛一出口，就被羣臣罵了個狗血淋頭。大學士錢士升甚至要把李下獄，一番吵鬧後，這事兒就不了了之。後來哪怕國家到了奄奄一息的邊緣，崇禎也沒再動過“硬來”的念頭。
是“硬來”這事兒不靠譜嗎?也不是，且不說李自成攻破北京後，就從這幫人身上“硬要”到鉅款。之前名將孫傳庭經略陝西時，就頂着巨大壓力，對“背景深厚”的陝西士紳們執行強硬的“清屯充餉”政策，先放話“斷無調停人情”，然後以恩威並施的手段，沒花崇禎一分錢，沒給老百姓加一兩銀子的稅，就靠着這些“有錢人”乖乖買單，就籌足了練兵作戰的費用，一度把李自成揍到絕路上
但既然動過這念頭，又有現成的“作業”可抄，爲何崇禎帝最後還是選擇“窩窩囊囊死”呢?具體說來，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那些“最有錢救國”的人，恰恰是崇禎帝自己的“利益共同體”。
說起崇禎帝活活窮死這事兒，後人常罵明代文官們“有錢不救國”“不要臉”，單要看魏藻德陳演們的遭遇，似乎這話也不冤枉。可是《後鑑錄》的一份賬單，卻還原了明末時一羣更不要臉的人：“進拷索銀七千萬兩,侯傢什三,閹人什四,宮眷什二,估商什一”。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李自成一幫人從北京“追”來的七千萬兩白銀，公侯貴族家佔了十分之三，太監佔了十分之四，七千萬兩銀子裏的“大頭”，都來自這兩幫人。
而恰恰是這兩個“大頭”，公侯與太監，卻恰恰是崇禎皇帝關係最密切的“利益共同體”。先說“侯家”，這幫人要麼是功臣之後，世襲的爵祿。要麼是“國丈”周奎等“實在親戚”。這幫人政治上沒權，經濟上權力卻極大，常年在北京周圍經營着大片莊田，年年日進斗金。晚明風雨飄搖的年月裏，他們還大肆插手茶葉、鹽業等暴利行業，管他國家十萬火急，吃幹抹淨再說。崇禎老丈人周奎被抄出的五十三萬兩家產，就是這麼來的。
而且這幫人普遍的特點，就是表面裝窮，悶聲摟錢。比如周奎，當年崇禎帝要他捐錢時，他一個勁哭窮，連呼“老臣安得多金”，賭咒發誓說自己家吃的全是發黴的米。更可笑的是武清侯李國瑞，這個要錢不要命的“侯爺”，被崇禎“求捐助”求得急了，竟然一命嗚呼。他這麼一死，其他“侯爺”紛紛哭窮，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但對這幫人“硬來”，崇禎卻是下不了手，這裏面有他的“實在親戚”，也有大明皇室的“實在親戚”。動一個都是大折騰，所以他的選擇，就是拉下臉去求。
而對另一幫人“閹人”，崇禎就更下不去手了。如果說對“侯爺”下不去手，牽涉到關係問題，那麼對“閹人”，那就是崇禎自打臉的問題。別看崇禎滅了大太監魏忠賢，可他對“閹人”的倚重也沒變。他在位十七年，對太監們實行大規模“擴招”，前後增加了一萬多人，簡直是一支“太監兵團”。在崇禎看來，文官既然不可靠，有這麼一羣可靠奴才，大明江山該穩了吧。
可崇禎萬萬沒想到，比起“不靠譜”的文官來，這羣太監卻更簡單粗暴，首先爲了養這羣太監，明代每月就要增加七萬石祿米和五萬石靴料銀，本可以練兵的錢，就這麼花在奴才身上。他最信任的高起潛、王坤、劉文忠、劉允中、杜勳等太監，都派出去做監軍，可這羣人除了瞎指揮，就是逮着機會摟錢。比如太監燕思印在晉南監軍，到了就獅子大開口要錢，交不起錢的知縣，竟然被逼到自殺……
後來那佔“七千萬兩”十分之四的鉅額財富，基本都是太監們這麼撈來的。這羣要錢不要臉的太監，幾乎都是崇禎親手選拔的，雖然大多數人後來賣起崇禎來沒商量，可在崇禎面前，他們都是一副乖乖狀。滿心用着他們辦事的崇禎，又怎麼會想到要給他們“硬來”?最後李自成兵臨北京，崇禎最後的救命大招，就是拿出宮裏最後的一點錢，鼓勵太監們去殺敵，沒想到這羣拿了錢的太監，接着就跑了個精光……臨上吊，還被太監們坑一把。
就這覺悟，還怎麼給他們硬來。
所以綜合說來，明末時北京城裏最有錢，最能給崇禎“補血”的羣體，卻基本和崇禎帝打斷骨頭連着筋。想讓崇禎找他們要錢?那必須有壯士斷腕的勇氣。
但即使這樣，這事兒也不是不能幹。不到一個多世紀後的“四爺”雍正，辦這事兒就辦的輕車熟路，從勳貴到“親弟弟”到地方官，說抄就抄不含糊，民間打牌都流行起“雍正抄家糊”。但不管怎麼說，大清畢竟“抄”重生了。
可這事兒，雍正能辦，崇禎卻辦不到，這就是第二個原因：崇禎的能力達不到。
雖然後世很多人，都認爲崇禎很冤，趕上了爛攤。但不冤枉的是，崇禎的個人能力確實有極大的問題。就“抄家”這個大事來說，成敗與否就是“用對人，找準突破口”。可放崇禎身上，他看人的眼光就是歪，他在位十七年，信用過的重臣，基本都是楊嗣昌、魏藻德、陳演這樣的坑貨。信任了一輩子，賣他卻沒商量。反而是盧象升、孫傳庭等受盡崇禎猜忌的能臣，卻一個個爲大明盡忠而死。
看人的眼光尚如此，他又能找準什麼突破口?
至於崇禎的智慧問題，這裏可以舉一個“小事”：崇禎寵愛的田妃擅長彈琴，崇禎一開始很喜歡，後來卻起了疑，有天突然問田妃哪裏學的琴，田妃答跟母親學的。崇禎還不放心，讓田妃母親進宮彈了一曲，這才龍顏大悅。因爲從田妃彈琴，崇禎就展開聯想，懷疑田妃是從青樓來的，所謂“讓田妃母親彈琴”，就是在查案。彈一首琴，都能讓他生出這個聯想。他的精細和猜忌，真就不一般。
可這樣的智慧，用來寫懸疑小說可以，但用來治國卻是大錯。所以在位十七年，崇禎帝幾乎每天都在猜忌中度過，多少次扭轉乾坤的好牌，就是因爲他的猜忌打稀爛。這樣的猜忌心腸，去做“抄家”這樣的大事，恐怕也是越做越糟。
而比這眼光差更嚴重的，就是崇禎皇帝“不負責”的精神。比如與清王朝的“議和”，明知需要休養生息的機會，可崇禎卻不敢擔這個責，非要讓大臣們打頭陣，最後陳新甲都被冤死了，他也照樣沒認這個賬，又比如“遷都”，明明有南遷的機會，即使李自成迫近北京時，天津巡撫都準備好了兩百艘船和五千兵馬，崇禎只要想走，說走就能走。可崇禎卻一直猶豫，一直等大臣來提議，提起底，他不肯擔“南遷”這麼大的責任。
這些責任他都不敢擔，不是小事的抄家，他又能擔什麼責，有什麼“壯士斷腕”的決心?
以這個意義上說，崇禎接了爛攤不假，但真正葬送他十七年努力的，就是他個人狹隘的眼光與缺失的擔當精神。沒有擔當的晚明王朝，也自然在明末農民戰爭的烈火裏，滑向滅亡的深淵。
參考資料：苗棣《崇禎亡國史》、顧城《明末農民戰爭史》、杜車別《明冤》、吳曙明《明代滅亡前，皇親國戚一毛不拔》、樊樹志《重寫晚明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