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畫像上看，大明開國皇帝朱元璋體形偏瘦，精神矍鑠，符合他勞動人民出身的本色。但自從朱元璋登上皇位，朱家的基因就在養尊處優中發生了鉅變：後代裏每多肥胖之人。其中最肥胖的有三：一是朱元璋之孫明仁宗朱高熾，另兩個是福王朱常洵和他的兒子朱由崧。這裏重點說一說福王。
福王是萬曆第三子，母親鄭貴妃。萬曆的皇后姓王，但沒有生育一男半女。一次萬曆一時興起，“寵幸”了一個宮女，便有了長子朱常洛。按當年朱元璋立下的“有嫡立嫡，無嫡立長”和“東宮不待嫡，元子不併封”的繼承法，身爲長子的朱常洛是理所當然的太子。但一則由於萬曆對鄭貴妃的寵愛，二則由於朱常洛的母親只是個一般宮女，萬曆遲遲不肯立朱常洛爲太子。他的意圖很明顯，就是要立心愛的女人鄭貴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爲太子。萬曆這種不顧祖制的行徑，遭到了多數正直大臣的批評。儘管萬曆曾“一怒而斥諫官十一人，朝士莫不駭嘆”，但前仆後繼的批評者依然絡繹不絕。最後萬曆敵不過大臣們的口水仗，他終於明白，儘管貴爲天子，卻不能隨心所欲地立一個接班人，只得接受祖制的安排，立長子朱常洛爲太子。這就是後來的明光宗，即崇禎之父。
在廢長立幼失去可能性之後，萬曆只得封朱常洵爲福王。像是作個補償，朱常洵大婚時，萬曆爲他花費銀子多達30萬兩；給朱常洵在其封地洛陽所修的王府，費銀28萬兩，爲祖制規定的10倍。按祖制，成年後的親王郡王必須離開京城，到自己的封地上去，叫“就藩”。但萬曆卻長期把朱常洵留在京城，他對批評的迴應是“留中不發”，直到朱常洵將近29歲，才終於戀戀不捨地將其送出京城。
對朱常洵“就藩”，萬曆又給予了慷慨無比的賞賜，下令賜上等良田四萬頃。就連朱常洵也怕接受這筆不依章法的巨賞而成爲衆矢之的，主動上奏請辭。萬曆順水推舟，把四萬頃改爲兩萬頃——這仍是個大得驚人的數字，由於河南的良田不夠，不得不從鄰近的山東和湖廣劃撥。儘管如此，朱常洵仍嫌不足，而萬曆也還在擔心這個寶貝兒子受窮。於是，當朱常洵向萬曆請求把沒收的前首輔張居正的家產給自己時，萬曆答應了；請求把江都到太平沿江的雜稅和四川的鹽稅、茶稅給自己時，萬曆也答應了；請求每年給他一千三百引的淮鹽，由他在洛陽設店銷售時，萬曆又答應了——前兩者使得國有資產直接變成福王的私產，第三項影響更爲惡劣：以往，洛陽一帶食用的鹽都是河東鹽，福王獲得淮鹽銷售權後，河東鹽一律不準銷售，銷量銳減，而從河東鹽中抽取的邊餉也隨之銳減。也就是說，爲了兒子生意興隆，萬曆不惜讓駐守邊關的軍人連軍餉也拿不到。
當萬曆在做一個最優秀最仁慈的父親時，他對他們朱家江山的傷害卻深及骨髓。後世論者以爲明朝之亡實亡於萬曆，可謂一語中的。
到了崇禎年代，論輩分，福王朱常洵乃是今上的叔叔，按朱元璋的設計，所有的親王郡王均“分封而不錫土，列爵而不臨民，食祿而不治事”。這樣，這位沒當成皇帝的親王在洛陽封地，除了享受榮華富貴，委實別無他事。《明史》記載：“常洵日閉閣飲醇酒，所好惟婦女倡樂。”當時的河南是農民問題的重災區，旱、蝗兩災相繼，人相食，福王的奢侈引發了諸多不滿。一支被派往前線與農民軍作戰的政府軍中，就有人發牢騷說，福王府裏金錢百萬，卻讓我們餓着肚皮去送死。當時，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省親居於洛陽，得知軍隊的這些不滿後，“聞之懼”，跑到宮裏講給福王聽，福王卻“不爲意”，繼續他花天酒地的生活——在朱常洵看來，如果不盡情揮霍父皇賞賜給他的錢財，就不能補償沒當成皇帝的遺憾。
崇禎十四年春，李自成圍攻洛陽，總兵王紹禹率軍守城。這時，福王開始害怕了，他拿出千金募死士出城偷襲農民軍並取得一場小勝。但小勝於事無補，何況守城軍隊早懷二心，與農民軍裏應外合拿下了洛陽。城破時，朱常洵縋城而下，藏匿於城外的迎恩寺，第二天被農民軍抓獲。與朱常洵一同被抓的，還有曾告誡過他的呂維祺。呂維祺勸朱：“名氣很重要，千萬不要受辱。”意思是要朱常洵自殺，但朱既沒有自殺的機會，更沒有自殺的勇氣。
比豬還肥胖的朱常洵不會想到他的結局如此悲慘：李自成下令將他殺死，把他的肉和鹿肉摻在一起作爲下酒菜，稱“福祿酒”。像朱常洵一樣縋城逃出的，還有他的兒子朱由崧。這又是一個胖子，像他那貪戀酒色的父親一樣，朱由崧每天的功課也是觀雜劇、飲火酒、奸幼女。他雖沒有像其父親那樣被人吃掉，但也沒能逃脫被俘處死的末路。
筆者認爲，最應該知道這個故事的首推富二代。建議有關部門把朱常洵的遭遇寫進課本，必讀對象爲富二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