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古代野史 > 演義趣聞 > 古代歐洲與中國誰更專制?

古代歐洲與中國誰更專制?

來源:歷史趣聞網    閱讀: 2.93W 次
字號:

用手機掃描二維碼 在手機上繼續觀看

手機查看

導讀:因爲所處的歷史環境不同,所以歐洲與中國的整體也大不相同。但是說到對財權、軍權的絕對控制,中國皇帝遠勝中世紀歐洲國王。那麼歐洲與中國究竟誰更專制一點呢?

近日,環球時報刊文《莫妖魔化中國古代制度》。文章稱,中國古代王朝設有諫議、史官、科舉等比較先進的制度,皇帝“並非絕對的獨裁”;相比之下,歐洲王朝的獨裁程度更高。揆諸史料,這篇文章的對比過於簡單、片面,與事實相差甚遠。

古代歐洲與中國誰更專制?

網絡配圖

中世紀歐洲與中國最大的不同在於,前者大多數時候爲封建主義,後者則是專制主義。在5—13世紀,歐洲之國王和臣屬間是一種契約關係;國王是貴族中的一員,要通過某種貴族會議共掌權力;國王只能在王室領地內行使權力,在此範圍之外,由各個封建領主全權管理。西歐很早就有制約王朝的機制,如英國在7世紀,也就是中國唐朝時期,出現的“賢人會議”,擁有在國王之上的立法、審判等權力。13世紀後,王權擴張,建立起所謂“絕對君主專制”,但依舊要顧忌議會。

反觀中國,自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至1911年清朝滅亡,一直是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全國設立郡縣,統一選拔官員、徵收賦稅,一切大權操於皇帝之手。通常被認爲能制約皇帝的相權、諫議權,因其權力本身就來自於皇權,所能起到的作用極爲有限。

具體來說,西歐國王對國家有統治權,無所有權;而中國君主則兩者兼而有之。這種不同首先表現在徵稅上。西歐國王要靠自己的收入,如王室領地收入、司法收入、貴族繳納的“封建協助金”等,充當宮廷和整個政府的開銷。當國王收入無法維持政府運行與國防開支,需要另行徵稅時,必須得到納稅人的同意。如在英國,先後有御前會議、貴族大會議、國會;法國有三級會議等。

威廉三世,光榮革命後成爲英國國王但在中國,“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財貨,以事其上者也……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顯然,百姓交稅屬天經地義,皇帝則能依據需要,隨意開徵新稅,以至“急政虐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

由於不掌握財權,古代歐洲國王在大多數情況下,都無法擁有效命於自己的軍隊。在需要打仗的時候,國王往往需要依據封建契約,請貴族出兵,或向銀行借款。1215年,英王約翰爲應對戰爭,將貴族的“兵役免除稅”增加了16倍,同時提高繼承稅,激起貴族聯合反抗,迫使國王簽署《大憲章》。1688年,也就是中國的康熙二十七年,英國發生了光榮革命,此後國家財政權被全部置於議會掌握之下。

古代歐洲與中國誰更專制? 第2張

網絡配圖

對意識形態的絕對控制,中世紀歐洲國王更無法與中國國王相比

財權、軍權之外,古代歐洲國王在意識形態領域,也同樣缺乏專制力量。最主要的干預力量來自教會。在“君權神授”的解釋體系下,國王代表上帝行使世俗權力,而上帝在人間的代表是教會,從而使國王的合法性受制於教會。羅馬教會對國王權力構成實質性的限制,當一種權威施以不公正時,人們能去尋求另一種權威保護。所以古老的德國習慣法《薩克森明鏡》說,上帝把兩把劍留給世間。給教皇以精神之劍,給皇帝以世俗之劍。

教權對王權的干預,首先表現在王權常常不得不尋求教權的支持。譬如,“征服者”威廉在進攻不列顛前,親自從教皇手裏接過一面旗幟,以示羅馬教廷對此次軍事行動的支持。黑斯廷戰役後,約克大主教爲威廉加冕,宣誓:“威廉保證維護教會的權力,並且持守良法以成爲賢明之王。”

其次,王權與教權也是在不斷競爭之中。因爭奪主教任命權的矛盾激化,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亨利四世在1076年,宣佈廢黜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教皇也不甘示弱,開除亨利教籍,並廢黜其王位,並號召德國人反對國王。喪失合法性的亨利四世最終不得不向教皇求饒,身着平民衣服,在格里高利七世的住所外,迎着風雪站了三天三夜。獲得接見後,亨利四世親吻教皇的靴子以示臣服,恢復了自己的教籍。

反觀中國,所謂“儒學”,並無教會這般的政治實體力量,雖同樣鼓吹“君權神授”,但儒學羣體本身,並不掌控上述意識形態的終極解釋權,事實上只能成爲皇權專制的附庸。確立了中國兩千年政治傳統的董仲舒,其大一統思想被漢武帝所讚賞,但其旨在約束皇權的“天譴論”則被武帝唾棄;甚至當董仲舒欲借宗廟發生大火爲由,以“天意”批評皇權時,其本人也險些被武帝處死。

古代歐洲與中國誰更專制? 第3張

網絡配圖

作爲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徐復觀,也只能承認,“近代對統治者權力的限制,求之於憲法,而董氏則只有求之於天……但結果,專制政治的自身,只能爲專制而專制,必徹底否定他由天的哲學所表現的理想。”在他看來,“在中國,沒有任何社會勢力,可以與專制的政治勢力作合理的、正面的抗衡乃至抗爭,所以最後只有全面性的農民暴動。”

在中世紀歐洲,“意識形態”代言人教皇冊封國王乃是常態,反之,在中國,則是皇帝不斷加封“意識形態”代言人孔子和孔子後人。何者在精神層面的專制程度更高,實一目瞭然。

簡言之,古代歐洲國王與中國皇帝的專制權力,完全不可同日而語。歐洲是“王在法下”,中國則是“法自君出”。在歐洲,沒有一個國王的權力是絕對的,所有的君權都是有限的,沒有一個國王能如中國皇帝那樣,隨意剝奪臣屬的自由或土地。更沒有一個歐洲國王,曾經實現過行政集權化與司法一體化。

中國皇帝是擁有了國家的所有統治權,幾乎可以說是權利的集大成者。而歐洲國家皇帝行使權力是受到其它部門監督的,更像是一個傀儡,沒有擁有更多的權力。所以這樣來說古代中國比歐洲更加的專制。

宮廷野史
演義趣聞
奇聞異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