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欠”，又稱“行欠”、“夷欠”，是指廣州地區的行商在對外貿易中欠下外商的債務。“商欠”問題直至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簽訂《南京條約》才最終結束，但實際上其由來已久。根據已有研究，乾隆時期是 “商欠”的發生和初步發展階段，嘉慶時期是“商欠”的進一步發展階段，道光時期是“商欠”的惡性發展階段。自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共發生近二十起嚴重的“商欠”事例，行商所欠債務更是日漸增長，起初僅爲幾萬兩，往後竟多至幾百萬兩。比如嚴啓祥的興泰行，最終欠款高達232萬兩。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朝對外貿易收縮爲廣州一口，伴隨着中外貿易的逐年增長，廣州地區的行商獨佔其利，獲取了鉅額利潤。那麼在這種情況下，行商爲何會欠下鉅額債務，以致形成積重難返的“商欠”呢?
首先，從外商層面來看。其與行商的貿易往來表面看來是平等互利的，但實際上存在着許多不公平因素，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高利貸。除了個別行商，多數行商在起初經營時並不容易，爲了爭搶市場份額，有些行商便會不顧清政府的禁令，鋌而走險向外商借款，而外商出借資金往往附加了高額利率。在這種情況下，行商一旦經營不善資金斷鏈，便會無力償還高額債務導致破產。嚴啓祥的興泰行在短短几年內迅速崛起，經營了廣州對外貿易總額的五分之一，又很快瀕臨破產，欠下幾百萬兩債務，就和受到了外商的高利貸盤剝息息相關。可以說，外商經營一切以利益爲出發點，其對行商的欺詐手段是層出不窮的。
其次，從行商層面來看。行商擁有對外貿易的壟斷權，在獲取鉅額利潤的基礎上不斷追逐更高收益，往往會忽視自身實力基礎，有時爲了週轉資金，不惜飲鴆止渴。同時，他們身上也難以褪去傳統商人的習性，在“末業致富，本業守之”思想的影響下，將大量的資金用於置地興宅，以及捐官報效，以致於用於再生產的流動資金大受影響。此外，部分行商的生活十分奢靡，日常花銷巨大。例如行商潘仕成擁有許多裝修豪華的房產，其一生娶過近50名妻子，家中日常服侍的奴僕也達80人之多。
再者，從清政府層面開看。行商獲取的鉅額利潤在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官府的斂財慾望。官府斂財或依據各式名目稅收徵取，或通過私下途徑勒索獲得。行商爲了保住自己的壟斷權，只能勉強應付。可以說，清政府的盤剝勒索無疑加劇了行商的資金週轉困難。
第一次鴉片戰爭前，行商曾經先後付過兩期欠款，其餘欠款以及附加利息則在《南京條約》中被規定下來，強迫中國政府全數償還。從根本上來說，“商欠”問題屬於商業糾紛，自然也應該通過商業手段解決。但“商欠”問題的最終解決卻是英國用戰爭手段強行達成的，這明顯是不合情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