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有句名言：人生只有兩件事是無法避免的——死亡和納稅。
所以，美國人對於國稅局的敬畏可謂滔滔江水連綿不絕，又如黃河氾濫一發而不可收拾，他們可以不怕警察、不怕FBI，但只怕國稅局。美國國稅局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在他們眼中，你的錢是偷來的、搶來的，還是販毒得來的，都無所謂，只要你納稅就行，否則他們就能以偷稅逃稅的罪名把你送進監獄。
美國曆史上有不少隻手遮天的黑幫大佬，都倒在了國稅局的手上。
稅收在古今中外都是政府部門工作的重中之重，從設計稅收制度開始，當權者就要絞盡腦汁，因爲收的太少，政府沒有足夠的資金運轉，也沒法進行國家建設;收的太多的話，老百姓的生活負擔太重，容易造成社會的不穩定，不信你看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大多和稅賦沉重有關係。
對我們普通人來說，稅收關乎着我們切身的利益，所以今年兩會上關於上調個人所得稅起徵點的話題，也就引起了不少人的關注。
要說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徵收個人所得稅的，應該是漢武帝。
我們都知道漢武帝的最重要功績，就是打擊了匈奴，揚眉吐氣，甚至以他所在的朝代命名了一個民族。但打仗是需要錢的，橫掃匈奴這種大規模軍事行動更是在燒錢，所以漢武帝想出了向百姓徵收財產稅的辦法——算緡(音同民)。
大概就是你家有一匹馬要交多少錢，有一輛車要交多少錢，有一艘船要交多少錢，都有相應的比例，收上來的錢當做軍費。
不過總有人會想辦法瞞報逃稅，朝廷又想出了對應的套路：誰要是瞞報，如果有人揭發，就沒收全部財產，而舉報者會分得其中的一半。
此政策一出，彷彿往狗羣裏扔了一塊骨頭，大家擦亮了雙眼，踊躍舉報，有的人一夜之間一貧如洗，有的人一夜暴富，有的人一夜暴富之後又被別人舉報，再次一貧如洗。
不過到最後，打匈奴的錢是有了。
歷史上的幾次著名改革也大都與稅收有關。
比如明朝的張居正改革，推行了一條鞭法，簡化了稅收的流程，從一定程度上杜絕了在稅收過程中貪污腐敗的機會。國家因此而國庫充盈，所以萬曆皇帝后來纔打出了三大徵。
不過每個硬幣都有兩面，一條鞭法之前，老百姓交稅可以交白銀、可以交糧食，也可以交布匹，一條鞭法之後，交稅只能交白銀。已經萌生資本主義萌芽的江南地區貿易發達，交白銀這種貨幣還無所謂，但北方依舊是以農業爲基礎，所以農民們要交稅之前還需要把糧食兌換成白銀。
這樣就出現一個問題，在經濟規律的作用下，白銀的價格越來越高，假如一條鞭法之前一兩銀子可以換一石糧食，新法之後，一兩銀子可能就能換來兩石糧食，農民的負擔反而更高了。
明朝末年，朝廷一邊要和滿清作戰，一邊要和農民軍作戰，錢袋子自然捉襟見肘，於是朝廷又增加了剿餉、練餉和遼餉，這下就把很多還能勉強活下去的農民逼的破了產，加入了農民軍，農民軍越來越多，朝廷越來越缺錢，就多增加賦稅，然後導致更多的農民加入造反隊伍，如此惡性循環。
有意思的是，崇禎朝的大學士楊嗣昌曾經就着農民起義問題寫過一首《西江月》，其中有一句是：不作安安餓殍，效尤奮臂螳螂。
大意就是：你們這些破產農民爲什麼不在家老老實實餓死，反而要造反呢?
這樣的朝廷不完蛋，都沒有天理了。
清朝的雍正夾在兩位影視劇大戶康熙和乾隆之間，在位時間又短，所以存在感較低，歷史書上也說康乾盛世，直接把他略過了，但其實他的作用非常重要。
康熙在位的最後一年，國庫存銀八百萬兩，而雍正死的時候，國庫已經有了六千萬兩，可以說，沒有雍正的改革，乾隆也沒機會滿世界花錢裝逼。
而雍正在稅收上比較大的貢獻就是貫徹了攤丁入畝。在之前，稅收幾乎都是按照家庭人數計算的，你家裏有多少人，就交多少稅，但蛋疼的是，假設我和王思聰的家庭成員人數一樣，卻要交相同的稅，對王思聰來說，這點錢就是毛毛雨啦，但我可能就要吃糠咽菜半個月。
而攤丁入畝，就是根據你擁有的土地數量來交稅，地主多交，窮人少交，這下就合理多了。
新中國成立之後，最開始也想收取個人所得稅，但因爲種種原因一直沒能成行。
1980年，個人所得稅法正式頒佈，但當時的起徵點是800元，而1980年我國城鎮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每月還不到40元，所以這部法律基本就是個擺設，絕大多數人都是連繳納個人所得稅的資格都沒有的。
1994年，個稅法纔算是走上正軌，因爲收入的增加以及通貨膨脹的影響，個稅起徵點也從800增加到1600，再到2000，最終變成現在的3500。
這次兩會，有人提議將個稅起徵點提到7000元，有的提議提到一萬，不管怎麼看，個稅起徵點的提高都是大勢所趨。
大家可能都會爲此高興，因爲起徵點提高，收入低的可能就不用交了，收入高的也少交了，能多拿點錢，甭管多少，都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質量了。
還有代表提出按照家庭爲單位徵收個人所得稅，還有網友說應該按照地域爲單位：一線城市的起徵點高點，二三四線的低點。
不管怎樣，一項政策的制定都是各個階層和人羣提出自己的需要，然後討論、權衡之後的結果，也希望兩會代表們能夠最終制定出一個比較完全，可以最大限度上兼顧各方利益的結果。
碟子們，你們每個月要交多少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