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六年，有一天散朝後，明太祖朱元璋正要離開大殿，忽然在屏風上發現了一張小紙條。
看到上面的一行字，朱元璋立刻驚呆：
“胡惟庸去拜見李善長了。”
胡惟庸和李善長都是開國元勳，胡還是當朝丞相，最近老跟自己對着幹。他倆突然會面，想要做什麼?
朱元璋看着小小的紙條，沉思片刻，覺得這種打小報告的方式不錯。
他把一個叫毛驤的侍衛叫了過來，命他專門負責打探胡丞相的消息，包括跟誰串過門、吃過飯、寫過信。一旦打聽清楚，就用小紙條寫下來，悄悄地貼到屏風上。
毛驤不負聖望，花了七年時間，不但蒐集整理了一大串“胡黨”人員名單，還跟監察部門聯手，曝出了驚天陰謀：胡惟庸通敵賣國、意圖謀反!
不等胡惟庸有任何辯解的機會，毛驤就帶着聖旨，領着一幫全副武裝的弟兄衝進了丞相府。抄家，滅族，誅連，三萬多人死於屠刀之下。
毛驤所在的部門，叫做儀鸞司。它就是錦衣衛的前身。
儀鸞司的職責，原本是在召開朝會、舉行慶典，或者皇帝外出視察時，給皇帝打打傘，舉舉旗，壯壯氣勢，充充門面。類似於現在的儀仗隊。
這個部門成立得很早。朱元璋的登基大典上，就有儀鸞司的人站立在大殿中門的兩邊，充當禮儀先生。那時儀鸞司的級別是正五品，並不是什麼牛逼的部門。
憑藉在胡惟庸一案中發揮的主力作用，儀鸞司實現了華麗轉型。它脫去溫文爾雅的外衣，披上堅硬冰冷的鎧甲，手起刀落，應天府的上空殘陽如血。
朱元璋對儀鸞司這次的表現非常滿意，給它改名“錦衣衛”，而且連升三級，變成從三品，相當於副部級單位。
級別突然拔高，說明要被重用了。
錦衣衛不單是一個行政機構，它有軍隊編制，其首領叫做“指揮使”。
錦衣衛的第一項職責，仍然是“儀鸞”，也就是當儀仗隊。
儀仗隊這種工作，對人的外表是有要求的。更何況服務對象是皇帝，其顏值關係到一個國家的顏面。
所以，錦衣衛挑人時，還得看身材夠不夠魁梧，相貌夠不夠端正。
錦衣衛所穿的衣服，叫做“飛魚服”。
飛魚服上繡有飛魚，不是平常見到的河魚海魚，而是一種龍首、魚身、有翅膀的圖騰。
飛魚服稱得上是史上最好看的官服，尤其打架時特別顯帥，完勝納粹軍裝和美軍制服。
錦衣衛使用的武器，叫做“繡春刀”。
取這麼風騷的名字，是因爲這種刀用金和銀裝飾，外觀很美。
錦衣衛們在皇帝身邊當差，真正需要動手的機會並不多，不像影視劇裏那樣動不動就拔刀嚇唬人。更多的時候，繡春刀是作爲一種禮器，在典禮、出行、祭祀等場合當作擺設。
當然，再美的刀也是刀，一旦需要打架、殺人，繡春刀的實戰性能也是毫不含糊的。
錦衣衛的第二項職責，是“侍衛”，也就是給皇帝當親兵。
想加入錦衣衛，有兩條途徑：一是子承父業，老爸若是錦衣衛，且立過功勞，去世之後兒子就可以繼承這個名額;二是參加武試，考取武舉人，作爲力士被錦衣衛選中。
無論走哪條途徑，都要求有一定的武藝。架都不能打的話，憑什麼當侍衛保護皇帝?
皇帝要出去打仗、狩獵、旅遊時，會帶上幾千個錦衣衛，作爲貼身侍衛。
皇帝要給兒子們加封親王，也會派上一隊錦衣衛，護送親王們去自己的封地。
遇到邊境戰事吃緊的情況，錦衣衛們還會被抽調到前線，搖身一變，就成了上陣殺敵的正規軍。
此外，錦衣衛還兼着中央巡視組的任務，有事沒事就騎上快馬出去傳達聖旨、糾察官員、視察民情，天南地北都有他們的身影。
朝廷明明有以跑腿爲職責的行人司，爲什麼還要派錦衣衛去奔波?
朱元璋的回答是：欽差嘛，到地方上辦事難免會收點賄賂，與其把這好處給別人，不如送給錦衣衛。
對於這麼不講理的解釋，只能說，太祖爺對錦衣衛實在太寵愛了。
錦衣衛的第三項職責，是“緝事”，也就是衆所周知的當特務。
宋朝只信文官，不信武將。明朝則不同，它連文官都不相信。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貧賤，是草根中的草根，所以他對官僚沒什麼好感，跟知識分子之間也是互相看不順眼。
可是，打江山要靠知識分子當參謀，坐江山更要靠知識分子輔佐。尤其在科舉取仕的制度下，官僚中的上層人物往往也是知識分子中的領袖，再怎麼看不順眼，也得天天用着。
信不過他們，又要依靠他們，這感覺實在不爽。於是朱元璋想了個辦法：派遣親信去監視那些不聽話的官員，一旦打聽到什麼情況，不用通過別的部門或程序，直接就可以上報給皇帝。
誰是自己身邊最親信的人呢?對朱元璋來說，當然是錦衣衛了。
不管皇親國戚還是高官大臣，只要皇帝一句話，錦衣衛就敢拿下!
它幾乎什麼人都可以監視，什麼案件都可以干預，連官員們的居傢俬生活也要打聽打聽，搞得朝堂之上人心惶惶，如履薄冰。
不但要管中央的事，各個地方的大小官員，甚至奸商、刁民，都在錦衣衛的偵查範圍內。
皇帝深居九重宮闕，很難有機會直接與外界接觸，又信不過朝廷那些大臣。錦衣衛作爲近侍，且手握緝事大權，自然就成了皇帝的心腹參謀。
因爲直接隸屬於皇帝，手裏又握着衆多官員的把柄，錦衣衛儼然成了一個凌駕於其他部門之上的超級機關。討厭我是嗎?沒關係。就喜歡看你們明明看不慣我，卻又幹不掉我的樣子。
錦衣衛的第四項職責，是“司法”，也就是臭名昭著的詔獄。
所謂詔獄，就是隻要皇帝下令，錦衣衛可以直接逮捕、關押、審訊任何人，不需要通過什麼法律程序。
錦衣衛擁有自己的法庭和監獄。掌管刑獄的地方叫鎮撫司，分爲南北兩個，南鎮撫司負責審訊犯人，北鎮撫司負責管理牢獄。
你在電視上看到的慘無人道的黑牢、酷刑，都是真實存在的。
無論政治罪犯、刑事罪犯，還是民間揭竿而起的造反者，只要認爲有必要，錦衣衛都可以出兵抓捕歸案。一旦被關進了詔獄，那可真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了。
大明帝國明明擁有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等一套完整的司法系統，居然還發明瞭錦衣衛這樣的超級司法組織。這是明朝的特色，也是它不作不死的地方。
錦衣衛的存在，說明連皇帝自己都不尊重法律，如何去要求底下的臣民?
一個不受監管的強勢部門，很難保持公正廉明，時不時就會弄出點冤假錯案。
嘉靖年間，有個十六歲少女叫李玉英，父母早逝，繼母爲了霸佔家產，害死玉英的弟弟，還誣陷她寫淫詩，買通錦衣衛把她關進牢獄，判了死刑。
玉英不服，找機會寫了份文采飛揚、真切感人的訴狀，讓自己十歲的小妹跪在通政司(相當於國家信訪辦)門外喊冤。通政司官員看了訴狀後很受震動，趕緊呈交給嘉靖皇帝。
嘉靖覺得案情蹊蹺，把都察院、大理寺、刑部的官員都叫了過來，要求徹查此案。經過三司會審，李玉英所訴均爲事實，嘉靖皇帝親自批寫判詞，還了她一個清白。
這件案子不但顯露了錦衣衛詔獄中大量冤情的冰山一角，還告訴我們：學好語文很重要。
錦衣衛隨明朝誕生而誕生，隨明朝滅亡而滅亡。但它的地位並非一成不變，在皇帝面前，它還有別的競爭者。
朱元璋在位時，鑑於歷史上宦官亂政的教訓實在太多，所以嚴禁太監接觸朝政。可他兒子朱棣是靠謀反上位的，錦衣衛是建文帝那邊的人，太監纔是自己的心腹和功臣。所以朱棣把老爹的教導扔到一邊，創立了東廠，由心腹太監掌管，跟錦衣衛一樣負責偵查和審訊。
因此，東廠是皇帝特意扶持起來與錦衣衛爭權的，成立之後，勢頭一度壓過了錦衣衛。
到了明憲宗時期，嫌東廠不夠給力，又讓宦官汪直成立了西廠，比東廠更有權勢。明武宗時，大太監劉瑾又成立了內行廠，監察的範圍甚至包括了東廠、西廠和錦衣衛。
曾經不可一世的錦衣衛，便成了太監們的腳底泥。有的錦衣衛爲了自保，甚至甘願充當太監們的爪牙。
一衛三廠，輪番折騰。大明王朝真是在作死的大道上一路狂奔。
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競爭壓力越來越大，迫使錦衣衛開始反省自己，尋求新的突破。
他們覺得，跟廠裏那些身心殘缺的太監相比，錦衣衛的公衆形象應該更光輝一些纔對。
然而行惡容易行善難，毀名聲容易樹名聲難。錦衣衛在明朝初期幾次屠殺功臣的大案中，給人留下殘暴、冷血、挑撥事非的印象，哪有那麼容易改變?
難歸難，錦衣衛畢竟是個龐大的組織，上萬人的隊伍中，總有些有理想、有追求的人物，他們用自己的努力，試圖扭轉世人對錦衣衛的壞印象。
不是每個錦衣衛都是冷血動物，不是每個指揮史都是皇帝的應聲蟲。
比如正統年間的錦衣衛袁彬，在“土木堡之變”中忠心保護明英宗，跟隨他來到塞外嚴寒地區當俘虜，不但照顧他的生活起居，還替他出謀劃策，最終得以迴歸故國。
弘治、正德年間的錦衣衛指揮使牟斌，爲人寬厚，以君子態度對待被關押在詔獄中的罪犯，以致得罪了宦官劉瑾，被太監們用嚴刑酷法折磨致死。
還有嘉靖年間的錦衣衛指揮史王佐，想方設法替建昌伯張延齡洗刷冤情，以至於心力交瘁，死在任上。
另一位指揮史陸柄，雖然貪污受賄、生活奢侈，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堅持正義，從不陷害一人，還在牽連衆多的大案中盡力保全那些無辜的人。
明朝的皇帝們並非個個都像朱元璋那樣多疑殘暴，建文帝、明仁宗、明宣宗、明孝宗都是提倡以“仁政”治國的君主，也動過取締錦衣衛的念頭。
但因爲有袁彬、牟斌、王佐、陸柄這些比較公正、厚道的指揮使，既能忠誠高效地替皇帝辦事，又能促進國家正常運轉，所以，沒有哪個皇帝能夠下決心捨棄這個得心應手的工具。
錦衣衛是一把雙刃劍。
通過它，皇帝可以多快好省地實現自己的意圖，執行自己的決策，也可以制約那幫裙帶關係嚴重的官僚，使他們有所顧慮。
但是，正因爲它只對皇帝一個人負責，不受任何部門、任何制度的約束，爲善爲惡全靠自覺，一旦皇帝或者指揮使本人出現問題，錦衣衛就容易淪爲殺人工具。
對於明朝自己來說，廠衛制度積重難返，越改越爛。但明朝的一個宿敵卻把這些弊端看在眼裏，警示在心裏。
這個宿敵，就是滿清。
清兵入關後，攝政王多爾袞和順治皇帝都很善於聽取漢臣的意見，尤其注意吸取明朝衰亡的各種教訓。
其中一條就是廢除特務組織，把錦衣衛打回了原形，變成只負責皇帝出行儀仗的鑾儀衛。
然而幾十年後，雍正皇帝又創立了一個新的組織，叫“粘杆處”，專門負責刺探情報、監視政敵。這個組織也被民間稱爲“血滴子”。
可見，有需求就有市場。對自身政權的合法性不夠自信，纔是錦衣衛、東廠、粘杆處這類組織產生的深層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