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內閣制度是清朝時期實行的內閣制度。清朝入關之前，後金(清)中央機關無內閣。清軍入關之後，清王朝建立起全國政權，沿襲明朝內閣制度始設內閣。然而，內閣在清初成爲定製，卻經歷了相當長的時間，歷時共二十七年(順治元年至康熙九年)，才最後確定下來，這是一個充滿權力之爭而又複雜的反覆過程。
清朝內閣的主要官員定爲大學士滿、漢各一人，均爲正一品;協辦大學士滿、漢各一人，均爲從一品;學士滿六人，漢四人，均爲從二品。內閣大學士自定爲正一品後，遂成爲有清一代最高的官員，猶如歷代的宰相，地位極爲尊崇。每一大學士均有殿閣頭銜，如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等，被尊稱爲“中堂”。
清朝也承襲明朝的票擬製度，但是內閣的權力愈來愈低。特別是雍正帝時設立軍機處以後，內閣變成只是辦理例行事務的機構，一切機密大政均歸於軍機處辦理。
確立制度
順治元年(1644年)五月初三，多爾袞進入北京後，諭令故明官員說：“各衙門官員俱照舊錄用，可速將職名開報，如虛飾假冒者罪之。其避賊回籍，隱居山林者，亦具以聞，仍以原官錄用。”初六日，又“令在京內閣、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官員，俱以原官與滿官一體辦事”。這樣，清廷定鼎燕京伊始，便全部承襲了原明內閣等中央機構，原明官員也獲留任，與滿官一體辦事，由諸王管部務，中央政權機構迅速運轉起來。六部尚書初由滿員擔任，漢官只能任侍郎。順治五年(1648年)七月，“設六部漢尚書，都察院漢左都御史，各一員”。陳名夏等六人分任漢尚書，徐起元爲都察院漢左都御史。六部、都察院實行滿漢複製，此後成爲定製。但在清人“首崇滿洲”的既定國策下，“權歸滿人”，漢官只能仰承其鼻息。
多爾袞雖明令原明內閣官員與滿官一體辦事，但其時重要本章的票擬之權並不在內三院，順治元年(1644年)六月，大學士馮銓、洪承疇力爭恢復內閣的票擬之權。多爾袞聽從了他們的建議。馮銓、洪承疇等原明降清大學士，意在將內三院的職掌恢復到明內閣的票擬大權，多爾袞表示同意，這在實際上沿襲了明朝內閣制度。然而，票擬不到一年，多爾袞即認爲，“凡陳奏章，照故明例，殊覺遲誤”，往往誤事，於是決定，各部院以及各省文武官員奏章不再經由內院大學士票擬。所奏與六部無涉者，如條陳政事、外國機密、奇特謀略等本章，“俱赴內院轉奏”。於是，票擬之權又形同虛設，這表明了清初統治者不願有一個靡不所領的權重內閣，惟恐大權旁落。同時，也與當時內三院及廷臣中漢官南北之爭有着密切的關係。
順治時期
順治七年(1650年)，攝政王多爾袞死後，受多爾袞寵信的馮銓被要求致仕。順治八年(1651年)七月，以吏部尚書陳名夏爲弘文院大學士。後因陳名夏案被革職。漢官南北之爭又與滿族貴族間的矛盾雜糅在一起。
順治帝親政後，“好漢語，慕華制”，“求賢圖治”，不顧滿族貴族的反對，重用漢官，北人南人兼用。順治十年(1653年)，陳名夏、馮銓先後復祕書院大學士、弘文院大學士任。順治帝諭大學士洪承疇、陳名夏等，將親考翰林官，以其文之優劣定高下，以備用，於是南北之爭又起。馮銓於召對時說：“南人優於文而行不符，北人短於文而行或善。今取文行兼優者用之可也”。竭力排斥南人。而陳名夏曾譏笑北人說：“北方之習喜於抄舊，喜於好用不可讀之句與字。”認爲“可笑可怪至此”!又說：北人“入署官人，強言談文，蓋足非笑”。冷嘲熱諷，認爲北人不學無術，卻又不懂裝懂，“強言談文”。陳名夏看不起北方人，故“所推轂南人甚衆，取忌於北”。南北之爭勢同水火。順治帝也知其彼此互不相讓，說：“馮銓與陳名夏素相矛盾，朕所習知。”可他卻以馮銓之言爲是，對陳名夏心存一定戒心，這是因爲陳名夏曾入東林黨的緣故。
內三院漢官大學士及其間南北之爭，又與滿族貴族內部矛盾糾葛在一起，使總領百官的內閣難於形成定製。直到順治十五年(1658年)七月，“慕華制”的順治帝“斟酌往制”，使名義相符，“共襄化理”，命令“除去內三院祕書、弘文、國史名色”，銷燬三院舊印，仿明制，改稱內閣，滿文稱爲多爾吉衙門。另設翰林院，滿文稱筆帖黑衙門。內閣大學士俱加殿閣銜，大學士爲正五品，低於六部尚書(正二品)，但大學士多以尚書入閣，所以實際上享受正二品。大學士品級之低，正說明清統治者還沒有把內閣置於總制均衡的地位，以防大學士權力過大。
改制分化
順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順治帝去世，八歲的康熙帝玄燁繼位，由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四大臣輔政，滿族貴族中保守勢力執政，以順治帝遺詔中有“紀綱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謨烈”爲由，宣佈“率循祖制，鹹復舊章，以副先帝遺意”。又恢復內三院，“其內閣、翰林院名色，俱停罷”。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清除鰲拜及其同黨後，於康熙九年(1670年)八月，承繼順治十五年(1658年)之制，“命改內三院爲內閣，設立翰林院”。大學士兼殿閣銜，併兼尚書，學士兼侍郎。至此，清代內閣之制穩定。雍正皇帝即位後，內閣中的滿洲大學士仍擁有較大的權力，繼續與議政王大臣遙相呼應，“承旨出政，票擬本章”，嚴重影響着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的穩定。雍正帝在與堅持“議政制”的滿族親貴的鬥爭中，以“緊急處理西北軍務”爲契機設立了“軍機處”，終於爲封建專制主義皇權的進一步發展掃除了障礙。
內閣大學士的品級，到雍正八年(1730年)，定滿、漢大學士爲正一品，至此，大學士成爲清朝最高品級的文官，猶如歷代的丞相。內閣學士的品級爲從二品，均兼侍郎銜。他們的職責是：滿學士掌奏本章，漢學士掌批“題本”(內外官員彙報皇帝之文書)。按其應有職權，並不止此。乾隆十三年(1748年)，定大學士所兼殿閣爲三殿三閣。三殿是：保和殿、文華殿、武英殿;三閣是：文淵閣、東閣、體仁閣。大學士定員每殿閣滿漢各二人。禮親王昭槤說：“文皇(皇太極)踐祚之初，改內閣爲三院，曰弘文，曰祕書，曰國史，皆置大學士、學士等官，蓋仿宋昭文、集賢之制。入關後仍沿其制。至順治十五年，始復從明制，改設中和殿、保和殿、武英殿、文華殿、文淵閣、東閣諸大學士名。乾隆十三年，特旨罷中和殿大學士，改爲體仁閣，以配三殿三閣之名焉。”大學士地位尊崇，“其品列皆首文班。任軍機者，自親王外，其領袖必大學士，唐、元三公尚不及也”。
乾隆時任軍機處章京的管世銘在其《鶴半巢詩集·序》中說，內閣、議政處、南書房三者的職掌分別是：“國家初制，章疏票擬主之內閣，軍國機要主之議政處，其特頒詔旨，由南書房、翰林院視草。”雍正設置軍機處後，大權歸之，“機要章奏皆下焉。詔旨有明發、有密寄，由(軍機)大臣面呈指揮具稿以進。自是內閣票擬特尋常吏事，而政本悉出機庭，兼議政、視草而一之”。至乾隆時，內閣權更輕，票擬本章只是例行公事，“凡閣臣不入樞府(軍機處)者，則一切要政皆不得預聞，宰相備位而已”。內閣實際職權自清至乾隆間的遞變，正如《清史稿·大學士年表·序》所說，“清大學士，沿明舊名，例稱政府，實則國初有議政處以掣其柄。雍正以後，承旨寄信有軍機處，內閣宰輔，名存而已”。
清末時期
宣統二年(1910年)九月，各省代表在資政院會議上提出要求頒佈憲法、組織內閣、開設議院等要求，而且奉天的代表要求第二年就召開國會，並認爲軍機大臣責任不明，要求設立責任內閣。
宣統三年(1911年)五月八日，清政府仿照西方建立責任內閣，軍機處和舊內閣被撤銷。接着，攝政王載灃宣佈推出新的責任內閣，基本維持了舊體制的人選，13個大臣之中，漢人僅有4個，蒙古旗人1個，滿人得了8個，而8個滿人中，皇族又佔了5個，因此當時都稱它爲“皇族內閣”，成爲君權的延伸。它的成立表明清政府根本無意實行君主立憲，只是借“立憲”之名集權皇族，抵制革命。在當時，皇族內閣令全國輿論大譁。直接導致了國內反清情緒的高漲，促進了民族革命的爆發。
同年十一月一日，清廷宣佈解散皇族內閣，任命袁世凱爲內閣總理大臣，要他趕快從前線回京，籌組“責任內閣”。十六日組織新內閣，以樑郭彥爲外務大臣，趙秉鈞爲民政大臣，嚴修爲度支大臣，唐景崇爲學務大臣，王士珍爲陸軍大臣，薩鎮冰爲海軍大臣，沈家本爲司法大臣，張謇爲農工商大臣，楊士琦爲郵傳部大臣，達壽爲理藩大臣。並以胡惟德、烏珍、陳錦濤、楊度、田文烈、譚學衡、梁啓超、熙彥、樑加浩、榮勳分任各部副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