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世紀中期地中海地區流行的鼠疫可能是當地歷史上爆發的第一次大規模鼠疫 ,由於當時是皇帝查士丁尼一世(527—565年在位)在統治, 後人因此稱其爲 “查士丁尼瘟疫 ”。然而, 對於“查士丁尼瘟疫”，人們瞭解得並不多，其惡劣的影響更是學界尚未充分注意到的。愛德華·吉本在其《羅馬帝國衰亡史》中對此分析說：“戰爭 、瘟疫和饑饉這三重災禍同時降臨在查士丁尼的臣民的頭上;人口數量明顯的減少成了他統治時期一個極大的污點，這種人口減少的情況，在地球的某些最美好的地方至今也並未完全恢復。”英國著名學者瓊斯在其《晚期羅馬帝國史》論及查士丁尼時代史的部分中也指出：“可能這個時期對帝國影響最嚴重的災難是鼠疫。”這兩位拜占庭史權威一個說此次瘟疫是“最嚴重的災難”，一個說其影響“至今也未完全”消除，這樣的說法是否言過其實了呢?本文想就此談些意見 ,就教於學界同仁，希望通過這一具體案例的研究加深對查士丁尼時代歷史的全面認識,進而對疾病史、生態環境史等新興研究領域的發展有些微貢獻 。
愛德華·吉本、瓊斯以及美國新生代拜占庭學者特里格爾德等人已經注意到 “查士丁尼瘟疫” 造成的巨大人員損失，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獨到見識在拜占庭學界無人可比。但是，他們的作品都未就此詳細展開，也沒有提供必要的文獻資料依據，因此本文有必要補充他們比較簡單論及的史實。
在談到這場鼠疫造成的人力損失方面，我們最好直接引用普羅柯比等拜占庭作家的記載，因爲這些作家不僅生動地描述了瘟疫爆發後當地居民的大量死亡，而且提供了比較具體的數字。“拜占庭城的瘟疫流行了 4個月，其傳染最強烈的階段持續了大約 3個月。起初死亡人數略低於正常狀態，而後死亡率持續上升，後來死亡總人數高達每天 5000人，最多時甚至達到每天10000人或更多。”根據以弗所人約翰的記述，瘟疫高峯時在公共場所中每天死亡的窮人從5000人上升到7000人或10000人 ，最多時到達16000人。這個數字可能是所有相關史料中最高的。在君士坦丁堡城門記錄運到城外埋葬的屍體的官員在數到 23萬時便停止繼續統計，因爲屍體數量太多難以全數。他驚恐地寫道：在巴勒斯坦的一些城市和村莊，所有的人都死去了，無一倖存，“所有的居民都像美麗的葡萄一樣被無情地榨乾、碾碎 ”，從敘利亞到色雷斯“在收穫季節里居然沒有人收穫穀物，城市的街道上也看不到人影”。《阿貝拉編年史》也說，“這次瘟疫流行了 3個月，整戶整戶地消滅了大量當地居民”。埃瓦格里烏斯寫道：“據說這場瘟疫來自於埃塞俄比亞，之後就席捲了整個世界，除了一些感染過疾病的人，剩下所有的人都被波及。有些城市受到的危害十分嚴重，以至於幾乎沒有人存活下來。”
居民突然大量死亡帶來的首要問題是如何妥善處理死屍，起初人們還按照基督教傳統下葬，但是“逐漸地，當以前存在的墳墓都埋滿了死屍時，他們就在城市郊區各個地方一個接一個地挖坑擺放屍體，盡其所能一個死者一個坑，而後離去。但是後來那些挖溝埋死屍的人應付不了大量屍體的埋葬工作，他們爬上西耶要塞的塔樓，先掀掉屋頂，胡亂地把屍體扔進去，使得大量的屍體保持着墜落下來的樣子堆積起來，幾乎所有的塔樓都堆滿了死屍後，再把屋頂重新蓋好 ”。《復活節編年史，284— 628 年》也記載說：“如此衆多的人死於所說的這種瘟疫，致使人們只能將運屍板車套在不會說話的牲畜身上，然後把屍體扔在上面;當運屍的騾子被累死時，車子也就翻倒了，到處都像這樣亂七八糟。當墓地都被佔滿了時，甚至連乾涸的池塘也被填滿了屍體。”“這場瘟疫持續了很長時間，以至於沒有足夠的人來掩埋屍體。有些人將死屍搬出他們自己的房屋，扔到擔架上就不再去管他們。還有的屍體暴屍多日而無人掩埋 ……上帝的懲罰在拜占庭城持續了兩個月。”
綜合分析這些史料可知，瘟疫在帝國京城流行了 4個月，其中 3個月爲高峯期。在此期間，死亡人數迅速增加。《牛津拜占庭史》估計此次瘟疫使君士坦丁堡喪失了 1/3人口。布魯寧認爲瘟疫使君士坦丁堡喪失了 2/5人口。蘭布則認爲瘟疫使君士坦丁堡人口減少了一半。阿蘭等人提出此次瘟疫在君士坦丁堡的死亡率達到 57%。還有人推測在 4個月內君士坦丁堡人口減少了 40%,即死亡 20萬，這個數字可能偏低。因爲如果以 90日計算，平均每天死亡5000人)不考慮最高死亡數)則總死亡人數爲 45萬人，按照現代學者對該城居民總數 60至 100萬的估計計算，死亡率當在75%至 45%之間。如果考慮到還有一定比例的居民沒有感染瘟疫的話，那麼病死率可能更高達80%至 90%。這裏，學者們難以計算出準確的死亡率的原因在於，他們無法確定當時君士坦丁堡的總人口數。無論如何，“查士丁尼瘟疫 ”使拜占庭帝國首都一時間成爲死神橫行的真正的人間地獄。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造成拜占庭人口持續下降的另一個原因是大瘟疫在地中海世界各地週期性的爆發。我們由此可以設想，受到大瘟疫嚴重影響的不僅是一代人，可能是幾代人。 “通常情況下，瘟疫以每 5個財政年(即15年)的週期循環波及各地。但是，尤其是在每個循環的第一兩年時最爲嚴重”。 “查士丁尼瘟疫”反覆爆發，每次發作的威力均未有絲毫減弱。阿加塞阿斯記錄了其第二次爆發的嚴重情況，“那一年 (558年 )初春時節，瘟疫第二次大爆發，肆虐整個首都，殺死了大批居民。自從皇帝查士丁尼統治開始的第15年瘟疫第一次傳遍我們這個地區以後，它 ……從一個地方蔓延到另一個地方，只是讓那些一時躲過其暴虐摧殘的人獲得暫時的喘息。現在，它又回到了君士坦丁堡……人們大量地死去，好像遭受到突然而兇狠的襲擊 。那些能抵抗住疾病的人最多也就多活 5 天 ”。埃瓦格里烏斯就提到安條克遭受多次鼠疫襲擊，“現在寫下這些內容的時候，我已經 58歲了，大約兩年前瘟疫第四次波及了安條克，在這次循環中，除了之前失去的親人，我又失去了一個女兒和她生育的兒子”。
根據拜占庭作家的記載，由於感染鼠疫而導致人類繁殖能力受到損害。 “如果是懷孕的婦女，只要她們染上這種病就死定了。一些人死於流產，另一些人在生產時和她們的新生兒一起死亡。然而，有人說三個分娩的婦女活了下來，她們的孩子卻死去了，有個婦女在她的孩子出生的一刻死去，而她的孩子出生後活了下來”。阿加塞阿斯明確說，瘟疫使僥倖活下來的人失去了生育能力。鼠疫降低人類生殖能力的說法並未得到現代醫學的證明，但是因爲患病而導致普遍的體質下降可能是影響人口增加的重要因素。這在醫療衛生條件並不理想、半數兒童活不過 5歲、人口增長速度緩慢的拜占庭中古時代表現得特別明顯，給拜占庭作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史料提供的證據確定無疑地表明，拜占庭帝國和地中海世界因大瘟疫造成的人口損失極爲嚴重。這裏我們還要從個體的角度分析問題。對於後世研究者或帝國官員來說，損失的人口只是一個數字概念，甚至對當時的作家來說，那也只不過是個傳聞或看到的事實而已。但是，對於在大瘟疫中遭受感染或因此而失去親朋好友的拜占庭人來說，其精神上遭受的痛苦和打擊是刻骨銘心的。埃瓦格里烏斯心情沉痛地提到了他在瘟疫中失去的 7個家人。而《阿貝拉編年史》所說的 “整戶整戶 ”的死亡對他們及其親友的影響，我們現代人也不應該陌生吧。拜占庭國家是由拜占庭人構成的，帝國的大廈是建立在許許多多拜占庭人家庭基礎之上的。當大瘟疫打擊了多數家庭，波及到幾乎所有家庭時，拜占庭人的家庭或者瓦解或者遭受重創或者失去了生活的樂趣，帝國大廈的基礎不是被瘟疫侵蝕甚至挖空了嗎?拜占庭經濟史家安德列德斯正確地估計了這一點,他說：“希臘教會在其祈禱上帝保佑虔誠的信徒時，放在頭一等的邪惡不幸就是瘟疫和饑荒。這兩個詞的連用不是僅僅因爲合轍押韻。這兩種不幸同樣可怕 ,並不斷威脅(拜占庭)帝國的居民。”這裏，作者涉及的是個人對於瘟疫和饑荒的心理感受，是從一個特殊的角度觀察拜占庭人對於整個帝國的重要性，這在學術界，特別是經濟史學界冷酷無情的理性分析盛行的環境中真是鳳毛麟角，難能可貴。
還是讓我們考察一下“查士丁尼瘟疫 ”造成的深遠社會影響。首先從物質方面考察，人口的大量損失必定對社會物質生活產生不利影響。 “查士丁尼瘟疫”肆虐的主要地區是人口密度大的海港、城市和軍營，因此其對帝國勞動力和兵員的破壞就顯得更加嚴重。誠如史料顯示的那樣，“遭到打擊最爲沉重的是那些年輕而充滿活力的人，特別是那些感染非常輕微的男人和女人 ”。根據普羅柯比的說法，拜占庭城的所有活動都因瘟疫而停止了，拜占庭帝國的正常秩序和社會生活受到嚴重干擾。
這段時間裏，要在拜占庭城大街上看到行人絕非易事，因爲所有有幸保持健康的人都躲在自己家裏，或照料病人或爲死者舉哀。假定有人真的在外面碰到一個人，那他一定扛着一個死人 。各類工作都停頓了，手藝人也放棄了所有活計，手工從事的各種其他工作也都是如此。的確，在一座完全停止了所有善事的城市裏，饑荒必定導致騷亂 ……在拜占庭城根本不可能看到任何穿着官袍的人，特別是當皇帝也傳染上瘟疫的時候 (他的腹股溝淋巴腺也發生腫脹 )，但是在這個統治整個羅馬帝國的城市裏每個人都 ……悄然無聲地呆在家裏 。這就是羅馬帝國和拜占庭城發生瘟疫的全部情況。”約翰·馬拉拉斯也提到,由於人口和牲畜大量死亡，在收穫莊稼的季節無人下地收割，因此加劇了饑荒。”城市正常的食品供應中斷了，加工穀物的磨房和麪包房停止了工作 。這樣瘟疫災禍又加上了饑荒 。……瘟疫流行對公衆道德產生了災難性的後果。”這裏，我們可以設想當時查士丁尼帝國行政管理體系陷於癱瘓的情形，城市工商業活動完全停止，由此導致的哄搶偷盜等各種暴力活動急劇增加。事實上，包括君士坦丁堡在內的各個大中城市和軍營，特別是那些位於沿海地區的城市，是拜占庭帝國的神經中樞，是帝國國家機器運轉的關節點。
史料所記載的內容涉及兩方面，一是官方極力組織人力和調撥財力參與抗擊瘟疫，但是由於缺乏有效的方法阻止瘟疫的蔓延，因此只能在處理屍體上採取一些簡單原始的措施，草草埋葬了事。正常的行政管理活動遭到破壞，原本由政府負責的糧食供給不能得到保證，出現了饑荒，而食品短缺不僅加強了瘟疫的破壞力，而且造成了城市動亂。君士坦丁堡是整個帝國的政治中心，龐大的官僚機構和衆多的官吏是首都的一道風景線，但是在鼠疫流行期間，街道上看不到貴族官吏，行政活動顯然陷於停頓。另外，民間生活也受到極大衝擊，城市各行各業的生產活動停止了，與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相關的商業貿易和手工業正常活動都因瘟疫而中斷。政府出於維持統治秩序的需要，一度動用軍隊分發救災資金,極力安撫民衆，但是， 瘟疫的傳播很快破壞了官方的賑濟活動， 這就不能不動搖民衆的政治信念 ,隨後出現的首都騷亂是其外在表現。
從精神生活方面看，大規模瘟疫往往產生深刻的社會影響，特別是在人類防治疾病能力相對低下的古代社會，人們的精神生活因此發生巨大變化。一方面瘟疫的高死亡率引發強烈的社會恐懼情緒，另一方面,由此導致普遍的絕望心理，特別是廣泛出現的社會恐懼會改變人們正常的生活規律，導致人們對現存政治和國家看法的改變，進而導致社會價值觀念和倫理道德標準的改變，使人們或者更加篤信“上帝”，或者採取短視的生活態度。民衆對瘟疫產生的強烈的恐懼心理嚴重地擾亂了已有的觀念，因爲“死了許多人，產生了極大的恐慌 ”。社會習俗的改變也很明顯，反映出人們在死亡威脅下宗教觀念和生活觀念的變化。普羅柯比記載說:“最初，人們在自己家裏暗自爲死者舉行葬禮，他們將死屍扔進他人的墳墓，或爲逃避檢測或使用暴力。但是後來所有地方都變得混亂不堪、一團糟。奴 隸失去了主人，而先前富有的人也失去了其家僕的伺候，僕人們不是病了就是死了。”“那時，所有的 葬禮習俗都被忽略了。死者出殯時沒有習慣上採用的送葬隊伍相伴隨，也沒有人爲他詠唱送葬頌歌，有人把死者的屍體扛在肩上送到城裏靠近大海的地方，並把屍體扔下去,他們能這樣做就足夠了，在 那裏屍體被堆放在小船上運往隨便什麼地方。”《復活節編年史, 284—628年》也記載，“瘟疫流行的 結果使得幾乎所有家庭都門戶緊閉，沒有任何人再舉行葬禮了”。 很明顯，爲當時人所理解的價值觀念，包括是非、善惡、生死等被無法理解的死亡恐懼所改變，通常流行的倫理道德也受到衝擊，普通民衆在混亂中悄然改變了生活習俗，一些歹徒似乎改邪歸正，而另一些則乘機作惡，一些人突然從善如流，另一些人則變本加厲地爲非作歹，社會生活一度陷入混亂，大大超出了基督教戒律的限制，令當時的拜占庭作家感到極爲怪異。尼基烏主教約翰《編年史》中就生動地描述了兩個貴族打着上帝的旗號將江湖術士引入宮廷，在皇帝面前表演巫術的故事,當然故事的結局是強調正統基督教信仰的強大，“皇帝在上帝幫助下取得了勝利，他下令燒死了那個江湖術士”。這個故事的真實性還不得而知，其中帶有明顯的基督教說教的傾向，但是從中可以看出，由於大瘟疫造成的信仰危機和思想混亂非常明顯。 總體而言，“查士丁尼瘟疫”強化了拜占庭人對基督教的信仰，強化了正統基督教派在帝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地位。無論從當時還是後世拜占庭作家的記載中,我們還是可以看出人們對上帝的畏懼，至少那些具有“先進思想”的拜占庭知識分子都衆口一詞地把大瘟疫歸於上帝的懲罰。這裏，普羅柯 比將“查士丁尼瘟疫”爆發的原因說成“上帝的懲罰”。尼基烏主教約翰認爲人類違背了上帝的意志, “因而上帝正義的審判就要落在他們身上,將許多瘟疫播撒在人間和畜羣”。埃瓦格里烏斯則無奈地說：“接下來還要發生什麼事情我也不清楚,因爲這是上帝所掌控的，只有他知道瘟疫的原因和走向。”阿加塞阿斯也認爲“上帝懲罰的標誌顯示得特別明顯”。約翰·馬拉拉斯則稱“我主上帝眼見人類的罪惡越來越嚴重，便向地上的人類施行懲罰，摧毀了所有的城市和土地”。基督教於公元1世紀初興起於巴勒斯坦地區後，經過數百年的發展，在晚期羅馬—拜占庭帝國統治者的支持下，從下層民衆的宗教演變爲王朝統治的工具，成爲排他性的國教。到查士丁尼時代，基督教信仰已經確定無疑地成爲拜占庭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大瘟疫使這種官方主流的意識形態得到強化，這不僅表現爲在普羅柯比及其他拜占庭作家的字裏行間反映出的基督教徒對上帝的虔誠信仰，也表現爲社會 上普遍存在的恐懼情緒。上帝不僅對忠實信徒萬分仁慈，而且對違背其意旨的人也實行嚴厲懲罰，因此人類在上帝面前更應該規規矩矩。
“查士丁尼瘟疫”對查士丁尼統治和當時拜占庭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甚至對此 後數百年拜占庭歷史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是要說清這個問題還需要作細緻的探討，還需要進行多學科交叉的研究，特別是需要有更多的數字統計進行量化的說明。本文權且根據史料提供的幾個明顯事實來分析大瘟疫對拜占庭帝國及其後來的歷史的破壞作用。
首先，拜占庭帝國中央集權統治受到直接衝擊，進而使以皇帝爲中心的專制制度發生動搖。拜占庭帝國政治權力高度集中，皇帝的安危和帝國政府的穩定直接決定着整個帝國的命運。因此，當王朝行政統治一度停頓時，首都這種政治中心難免謠言流行，各種覬覦皇權的勢力乘機行動，政治陰謀隨即而起。普羅柯比寫道，由於“拜占庭城( 或稱君士坦丁堡) 中流行瘟疫，皇帝查士丁尼身染重病，甚至說他已病死於瘟疫。謠言一直傳播到羅馬軍營，一些軍官說如果羅馬人在君士坦丁堡擁立像他 ( 查士丁尼) 一樣的人爲皇帝，那麼他們絕不承認。皇帝病情好轉後,軍官們互相指控,彼得將軍和暴食者約翰聲明他們聽信了貝利撒留和布澤斯的話才發表了上述言論”。這次流產的宮廷陰謀起源於皇帝查士丁尼感染鼠疫，終止於他奇蹟般的康復。這次宮廷政變是否確有證據,目前尚不得而知。 但是此後，一批文臣武將，包括戰功赫赫的貝利撒留都因捲入其中而受到懲罰。這應該被視爲瘟疫的一個直接惡果。貝利撒留作爲查士丁尼時代最偉大的將領,在查士丁尼時代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其個人在拜占庭帝國軍事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像他這樣的軍事將領對於帝國的穩定是十分關鍵的。 可以想象，連他都遭到懷疑並受到懲罰,那麼帝國的統治還能穩定嗎?
其次，大瘟疫造成拜占庭人口大量損失，進而直接對拜占庭帝國政治穩定造成了不利影響。根據現代學者的研究，查士丁尼統治以前，拜占庭軍隊總數達到 65萬人，但是到了其統治末年，這一數字 大幅度下降到 15萬人，也就是說，武裝力量總數下降了七成以上。據說其後的皇帝伊拉克略能夠投入其重大戰事———波斯戰爭的兵力只有區區6000人而已,迫使他不得不常年駐屯在遠離京城的東方前線，招募大量山民充軍。當然，軍隊人數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地中海世界第一次鼠疫造成 的人員損失大概是個關鍵因素。過去人們對此給出的解釋是查士丁尼長期推行對外戰爭政策，導致兵力下降,目前這一解釋看來需要調整。
文獻提供的另一個事實是拜占庭帝國自查士丁尼時代以後人力長期短缺，甚至經過一個世紀也未能恢復，帝國被迫採取移民政策，僅 7世紀末年就向奧普西金軍區遷徙了7萬斯拉夫人， 762年又再度向小亞細亞地區遷徙 21萬斯拉夫人，以補充勞動力和兵員。“我們只從一個例子就可以見證到它們(瘟疫)肆虐的威力：君士坦丁五世統治時期，大瘟疫相當嚴重地消減了君士坦丁堡的人口，以至於皇帝毫不猶豫地強制從幾個省區，主要是從伯羅奔尼撒半島調集居民進京定居以補充人口。” “查士丁尼瘟疫”爆發前，拜占庭帝國進行大規模征服戰爭，開疆擴土，將地中海變爲帝國的內海，帝國疆域之廣大堪稱空前絕後。但是瘟疫後，帝國大廈轟然倒塌，不但強敵入侵屢屢得手，領土日益縮小，而且強大的中央集權政治迅速爲內戰所取代。顯然，拜占庭帝國局勢的突然變故與“查士丁尼瘟疫”的巨大影響直接相關。當拜占庭國家遭受重大的人員損，政治經濟活動陷於停頓，尤其在政治中樞、軍事重地和精神文化中心的城市遭到毀滅性破壞以後，帝國很難繼續保持其強盛。就此而言，到目前爲止關於查士丁尼時代的研究都缺乏環境史學的觀念，因此對這位皇帝的研究性結論都存在 重大缺欠,需要重新探討加以修正。如果說大瘟疫前拜占庭軍隊兵強馬壯、屢戰屢勝,那麼大瘟疫流行后帝國重大戰事久拖不決，哥特戰爭又拖延了十餘年才分出勝負，這反映出了大瘟疫影響拜占庭軍隊戰鬥力下降這一明顯史實。
再者，大瘟疫摧毀了拜占庭帝國慈善傳統的穩定機制。拜占庭東正教要求皇帝要仁慈、善良和寬容，因此他和皇家都要用自己的錢去資助大量的救濟慈善機構，例如爲朝拜者修建的驛站、爲窮人建 立的濟貧院、爲病殘人建立的醫院、爲老年人建立的託老所，這些都是拜占庭帝國從羅馬繼承下來的最重要的公共服務體系。在大瘟疫期間，這些機構承擔着巨大的壓力，“治療病人的那些人則感到持續的疲憊不堪，始終處於極爲艱難的狀態。由於這個原因，所有人對他們的同情不亞於對患者的同 情。不是出於看到他們受到近距離接觸瘟疫的威脅，而是出於理解他們經歷的事情極度艱難。無論醫生們或其他人……一直超負荷進行服務工作，超出了所有想象”。這裏記載的就是慈善機構工作人員的艱苦努力，以及他們近距離接近瘟疫感染人員而造成的巨大犧牲。這一切後來都停止了，原因可能是醫護人員因爲成爲鼠疫高發人羣而自行解散了。這樣一套公衆服務體系的恢復和建立可能不是短期能夠完成的任務，而其人員培養、隊伍組織、內部運作的完善至少在經濟上又是國家沉重的負 擔。
最後，我們還要注意的是拜占庭民衆對帝國長盛不衰和皇帝神聖信念的動搖。拜占庭帝國是 信基督教的國家，其官方信仰是建立在民衆個體信仰基礎上的。自君士坦丁一世這個所謂的“第一 位基督教皇帝”確定了基督教實質上的國教地位後，拜占庭君主們就必須順應這個民意。朱利安皇帝企圖改變現實，在基督教之外恢復古代多神教的信仰儀式，結果遭到了暗算，在戰鬥衝鋒中被長矛 從後背刺中，死於非命。這樣一個基督教信仰佔主流的帝國,當大瘟疫襲擊發生後,整體信仰發生了動搖。一方面人們更加篤信上帝的無邊法力和可怕的懲罰，另一方面,帝國偉大、皇帝尊嚴等觀念也 受到了衝擊。人們相信，如果上帝保佑他們的帝國的話，如果英明神聖的皇帝真的是上帝在人世間的代表的話,那麼瘟疫這樣的懲罰是不應該降臨在他們身上的。查士丁尼晚年孤單多疑，不相信任何人，可能連其最信任、功績最卓著的貝利撒留都背叛了他,更不用說朝野中其他各種覬覦皇位的勢力了。這種宮廷內的爾虞我詐爭權奪利是所有專制統治的通病,但是,大瘟疫對拜占庭人精神上的打擊必定加劇了統治階層的內訌,動搖了民衆對帝國的信心。
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普羅柯比。他曾對查士丁尼推崇備至,在其早年完成的幾部書中大肆吹噓查士丁尼,甚至到了肉麻的地步。“我們這個時代產生了皇帝查士丁尼,他領導危機重重的國家威名遠揚,更加偉大輝煌”， “他把諸多蠻族國家都納入羅馬帝國，建立了許許多多城市，確立了純正的信仰，堵塞了錯誤的思想道路，寬容地對待那些反對者”。他還將查士丁尼稱爲“偉大的立法者”、“偉大 羅馬帝國的保護者”，說這個皇帝“在邊遠的邊疆完善了城牆和要塞，皇帝查士丁尼是我們時代之主, 我想,人們應該正確地稱其爲天道大王，或者如荷馬曾說的那種慈父領袖,那些歷史上的賢明君主在 他面前都不過是小兒科”。可是,正是這同一個作家在其晚年祕密撰寫的《祕史》中大罵查士丁尼是 “蠢驢”、“人形惡魔”、“吸血鬼”、“野獸”、“殺人魔王”、“白癡”、“披着人皮的魔鬼”、“低能兒”、“善 於欺騙”、“弄虛作假”、“奸詐不直”、“虛僞矯飾”、“兩面三刀”、“冷酷無情”、“變態心理”、“一意孤行，頑固不化,毫無顧忌地坦然從事極端醜惡的事情”， “對任何人都不會以誠相待，其一言一行總是顯得特別狡詐，然而又很容易被任何想要欺騙他的人所哄騙。他本質上是愚蠢和邪惡的特殊混合物”。對於普氏這樣的思想轉變,筆者在《祕史》中文版長篇前言中作了分析，而大瘟疫對此是否有影響還是個未知的問題。無論如何，大瘟疫流行前後帝國民衆思想的變化在這裏表現得十分充分。
“查士丁尼瘟疫”是否和如何對地中海世界乃至整個歐洲的歷史產生了深刻影響，這個問題並不是本文能夠解決的，筆者希望提出這一課題留待以後探討。根據歐洲中古史學者的研究，埃及於541 年最早出現疫情，同年鼠疫就傳播到羅馬，第二年即542年春季首都君士坦丁堡爆發鼠，隨之維羅納、馬賽等城市也感染瘟疫，543年意大利全境和敘利亞等地成爲疫此後，鼠疫隨軍隊傳播到波斯。這次鼠疫先是在沿海城市和軍營，後是沿海上航線、軍事大道和商路四處流傳，整個地中海沿都成爲疫區,其中君士坦丁堡、安條克、羅馬和馬賽是重災區，在百年內四度流行鼠疫，而西班牙東南部、高盧和北非地區三度爆發鼠疫，甚至英格蘭西部和愛爾蘭東部沿海地區也兩度感染鼠疫，“簡而言之，除了阿奎丹和西班牙的大西洋沿岸地區，羅馬世界所有的古代城市都遭到了大瘟疫的荼毒人 口由此銳減”。愛德華·吉本到18世紀時在論及“查士丁尼瘟疫”造成的巨大人口損失時還哀嘆，“在地球的某些最美好的地方至今也並未完全恢復”。不斷爆發的鼠疫在缺乏抵禦經驗的地中海和歐洲毫無疑問造成了重大破壞，也留下了諸多歷史問題，例如其對地中海農業經濟和城市生活的破壞、其引發的歐洲人口下降和勞力短缺以及歐洲民族構成和經濟發展的機構性變化，特別是“查士丁尼瘟疫”與14世紀爆發的“黑死病”之間的聯繫等，這些都是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的歷史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