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朝鮮國王向中國求助，日本也藉機出兵朝鮮。隨後中日衝突加劇，爆發甲午中日戰爭。戰爭爆發前，中國一直未把日本放在眼裏，視爲“東海區區一島國”，而日本卻早在維新變法前就有人提出“併吞中國”。
日本不甘於島國的處境久矣。早在明治維新之前的十年，日本思想家吉田松陰就看出，日本不是西方列強的對手。只有入侵亞洲國家，才能把失之於西方的損失補回來。他在《幽囚錄》中寫道：“日本今宜急修武備，諭琉球朝貢，會同各藩責朝鮮納質奉貢，如古盛時。北割滿洲之地，南收臺灣、呂宋諸島，漸示進攻之勢。割取朝鮮、滿洲，併吞中國，所失於俄美者，可取償於朝鮮滿洲之地。”這一理論被稱爲“補償論”。
吉田松陰的許多學生如高杉晉作、伊藤博文、山縣有朋，日後都成爲日本倒幕維新的中堅力量。這些主宰日本走向的風雲人物，接過了吉田松陰的衣鉢。在此後的數十年中，“補償論”又幻化出“海外雄飛論”、“大陸政策”等一系列軍國主義理論。在此後的數十年中，這些理論成爲日本吞併朝鮮、侵略中國，進而稱霸亞洲的思想根源。
明治維新後，日本國內生產力得到迅猛發展，狹小的國內市場已經無法滿足資本擴張的胃口。此時，日本又一次把朝鮮看做必爭之地。1870年日本外務大臣柳原前光就曾感慨：“(朝鮮)倘被他人先佔，國事休矣。”然而，如何才能染指朝鮮，日本一直苦於找不到合適的突破口。東學黨起義，朝鮮請清軍入境戡亂，給了日本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就在中日兩國軍隊全都抵達朝鮮後，朝鮮政府與東學黨出人意料地達成了停戰協議。按理說，東學黨起義既已平息，中日兩國就該退兵了。可就在清政府電令統帥葉志超準備回國時，日本反而加快了派兵速度。當時，日本駐朝兵力已過萬人，相比之下中國軍隊在人數和裝備上反處於劣勢。
在傳統的中華文化圈中，中國與周邊國家一直保持着宗藩關係。到19世紀末，作爲龍頭老大的中國，已自顧不暇，對周邊的藩屬國，大多無力迴護。1862年安南淪爲法國殖民地;1879年日本吞併琉球王國;1885年緬甸成爲英國殖民地……對於這些小兄弟的淪陷，中國只能望洋興嘆。然而，緊鄰東北“龍興之地”的朝鮮，卻是清政府惟一想要極力維繫宗藩關係的國家。
既然要打，就要了解彼此的實力對比。都察院給事中褚成博的一份奏章代表了當時中國人的看法：日本乃是“島夷小丑，外強中乾，久爲寰海所共知”，而“我中華講求海防已三十年，創設海軍亦七八年”。北洋海軍和陸軍“技藝純熟，行陣齊整，各海口炮臺輪船塢一律堅固”，“武備修舉，足以永靖海氛”。
不單朝中官員認爲日本小國不足懼，普通的知識階層也沒把日本放在眼裏。當時中國報紙《申報》上的一篇文章認爲：中國地大物博，財力充盈，又有各地關稅支撐，財富“取之無窮，用之不竭”。日本資源貧乏，經濟落後，國庫空虛，難以支撐對華戰爭。戰爭一旦爆發，日本國內必定會經濟崩潰，釐市蕭條。
另一篇文章更表示，即便放眼五大洲，中國也堪稱強國。“以五大洲中強大之國與東海區區一島國相較，知其渺乎不足比數矣，土地之大，人民之衆，物產之富，何啻十倍於倭、百倍於倭而已。”
更有人嘲笑：“日人本短小若侏儒，從無高至四尺以上者，不似華人之身材高大體態昂藏”。“一經開仗，我華兵以大壓小，其不致糜爛者幾希，日人其奈之何哉?”
甲午之後，李鴻章曾自嘲道：“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淨室，雖明知爲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裏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應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