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臨在穩定社會經濟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努力。清入關之初，雖然公佈以明朝會計錄徵收賦稅，但戰亂之後，地荒丁逃，賦無所出。再由於連年用兵，國庫耗支巨大，已入不敷出。福臨親政時各直省錢糧缺額已至四百餘萬兩，賦虧餉詘，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困難。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福臨認識到軍隊沒有糧食就會叛亂，人民窮困就會偷盜的道理。爲穩定好社會經濟，他採取了一些措施，比較突出的有鼓勵墾荒等政策。
福臨接受大學士范文程等人建議，於順治十年(1653年)以後推行屯田墾荒。重點地區是受戰爭破壞嚴重的四川及北方各省，由政府發給牛具籽種，招民開墾，實行三年起科。在遼東一帶更實行招民墾荒授官令，鼓勵人們赴遼東開發。
順治十三年(1656年)秋下令鼓勵富人墾荒。順治十四年(1657年)夏公佈督墾荒地勸懲則例。則例中規定督撫按及道府、州縣、衛所等各級官員在一年內，按墾荒數量給以記錄或加升一級的獎勵，同時還規定了文武鄉紳及貢監生民人等墾荒的獎勵辦法。並規定如果開墾不實或者開過復荒，新舊官員都要分別治罪。
順治十五年(1658年)冬，又實行捐資開墾法，墾荒政策的推行取得了一些成效，對困弊不堪的社會經濟起了一些復甦的作用，但因當時全國戰火未熄，社會仍在動盪之中，總的說來收效不大。
當時由於戰亂，不僅出現地荒丁逃的現象，還有隱匿土地及佔墾明代藩王勳戚地產不報的情形，以致官府所掌握控制土地的數量很少，嚴重影響了國家賦稅收入。福臨親政後對隱匿土地者實行了寬大政策。這一政策的公佈，出首報墾者開始大量增加。
對散在各地的原明代王田，福臨令地方官徹底清查後，實行“房屋應行變價，地土照舊招佃”的辦法，因而做到糧租兼收。
此外，福臨爲不“苦累小民”，多次免除一些省份的土特產貢品，並一再蠲免受災地區的錢糧，以休養生息。但同時爲解決燃眉之急，他還准許富紳捐官，甚至一再批准在某些地區徵收練餉、遼餉。這類互相矛盾的現象，曾不斷出現。
清政府建立之初，全國在冊田土只及明萬曆六年的十分之三，拋荒的田土高達十之七。由於全國土地大量荒蕪，財政收入受到極大影響。當時，每年財政收入僅爲1485.9萬兩，而支出卻高達1573.4萬兩，不敷之數達87.5萬兩。
與原額相比，政府每年少收錢糧銀高達400萬兩，佔當時財政收入的四分之二。田地荒蕪，財政收入短缺，使新生的政權面臨種種的嚴重社會問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呢?政府大臣發表了許多意見。
順治元年(1644)，山東巡撫方大猷率先指出，“租賦之所以日虧，盜賊之所以日起”，其原因在於“民多失業，地遂拋荒”，要扭轉這種局面，當務之急是“闢土地而聚人民”。順治四年，湖南巡撫張懋熺認爲，只有除荒徵熟，或招撫佃種，“始可起死回生”。
順治八年，江西巡撫夏一鶚亦認爲：“糧從田出，田荒何以完糧?”順治十年，戶部給事中楊璜說：“臣聞煮海鑄山，皆國家生財之道，而莫重於力本。”並說：“開荒責在民，不費公家一錢，而可坐增數年後之賦，利固多矣。”清世祖亦認爲應當招民墾荒，讓人民“安居樂業”。在墾荒問題上，朝廷上下得到公認，墾荒成爲當時國家大事，因此墾荒政策制定，也就擺到議事日程上來了。
順治元年八月，方大猷提議：“荒地無主者，分給流民及官民屯種，有主無力者，官給牛種，三年起科。”同年十二月，河南巡撫羅繡錦建議：“河北府縣荒地九萬四千五百餘頃，因兵燹之餘，無人佃種，乞令協鎮官兵開墾。”
至順治六年，清政府總結前幾年各地墾荒經驗，提出一套較爲完整的墾荒政策：“自興兵以來，地多荒蕪，民多逃亡，流離無告，深可憫惻。著戶部都察院傳諭各撫按，轉行道州縣有司，凡各處逃亡民人，不論原籍、別籍，必廣加招徠，編入保甲，俾之安居樂業。察本地無主荒田，州縣官發給印信執照，開墾耕種，永準爲業。
俟耕至六年之後，有司官親察成熟田數，撫按勘實，奏請奉旨，方議徵收錢糧。其六年之前，不許開徵，不許分毫僉派差徭。如縱各衙門、衙役、鄉約、甲長，藉端科害，州縣印官無所辭罪。務使逃民復業，田地開闢漸多。各州縣以招民勸耕之多寡爲優劣;道府以責成催督之勤惰爲殿最，每歲終撫按分別具奏，載入考成。該部院速頒示遵行。欽此欽遵。”
這是清初墾荒的最基本法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