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一提起節度使制度總會想起電視裏面的那位，那麼小編就不得不給大家詳細的說一下了
如果安祿山不起兵反叛，也會有別的人起兵，這個說法其實並沒有問題。事實上，自從唐玄宗不斷加大節度使的權力，節度使其實已經成爲了國中之國，這已經成爲了唐王朝禍亂的根源。而隨着中央朝廷自唐玄宗中後期的持續衰弱，一旦有節度使起了野心，叛亂遲早會爆發。
節度使的強勢崛起，其實已經爲唐王朝埋下了禍根
唐朝的節度使制度，最初主要是爲了邊境防務而設置，只是個單純的軍事職位，在朝廷掌握財權和行政權的情況下，威脅其實並不大，然而從唐玄宗中期開始，節度使的權力開始逐步加大，最終形成了掌握軍權、財權和行政權的“國中之國”。
我們不妨先來回顧一下，節度使是如何逐步掌握軍權、財權和行政權的。
1、軍權。自唐太宗去世之後，隨着國勢的穩定，唐朝對外開始由戰略進攻轉爲戰略防禦。武則天長壽元年(692年)，唐朝開始在容易遭受攻擊的北方和西北邊境，尤其是隴右、河東和東北一帶構築防禦工事、駐紮軍隊，並從景雲年間開始將節度使任職長期化、職權轄區化、鎮所固定化、官銜正式化。然而，唐王朝依靠地方指揮的軍事小鎮，面對來去如風的遊牧民族疲於應付。於是在唐玄宗開元五年(717年)，唐朝開始恢復都督府，並在邊境設置大集團軍隊，到開元十年(722年)時，邊疆軍隊已經多達六十多萬，而節度使便是這些大軍團的統帥。同時，隨着府兵制的崩潰，各鎮節度使開始逐步推行募兵制，由於節度使掌握着士兵的生殺、賞罰、升降等權利，節度使開始逐漸掌握藩鎮兵權。
2、財權。藩鎮最初的財政供應，還主要依靠朝廷提供，但隨着邊境的駐軍越來越多，朝廷已經很難滿足供應。於是，朝廷不得不對後勤供應制度進行改革，於儀鳳二年(677)開始逐步推行屯田制，即由各地駐軍開墾農田，一定程度實現自給自足。初時，軍屯產出的糧食還必須由朝廷統一支配，但由於這種制度使得各地將領往往不能及時解決自己防區內軍隊的後勤供應，影響了他們調動、指揮軍隊的權威，削弱了唐軍的戰鬥力。於是，朝廷又不得不將防區的財政權逐漸轉移給了各地駐軍將領。後來，朝廷甚至將防區內的食鹽資源也交給了地方軍隊。如此一來，邊境軍隊的確實現了自給自足，但各地節度使卻也將財政大權牢牢抓在了手中。
3、行政權。自魏晉南北朝以來，由於長期的亂世，導致朝廷的行政區劃極爲混亂，受朝廷直接管轄的一級行政區太多，而一級行政區的管轄區域又太小，雖然李世民曾大力對“州”進行裁併，但到貞觀十三年(639年)時，全國仍然有多達358個州。爲了便於管理，唐太宗於是按照交通線路將全國劃分爲10道(後增至15道)，由朝廷派遣風俗使、黜陟使、巡察使、巡按使、安撫使、存撫使、採訪處置使等不定期對各道進行監察。開元二十一年(733年)，朝廷開始在各道分置採訪使，採訪史開始成爲常設機構。天寶中期，爲了降低地方官員對軍事行動的掣肘，朝廷又開始由節度使兼領採訪史。如此一來，節度使的確可以在轄區內做到如臂使指，軍事行動效率得到最大化，但其轄區數州的行政權卻也落到了節度使手中。
事實上，到天寶年間時，節度使已經從單純的軍事職位，開始成爲坐擁軍、政、財大權的一方軍閥，而他們所負責的防區，更像是一個個“國中之國”，雖然此時他們依舊聽命於朝廷，但實際上已經爲後來的禍亂埋下了隱患。
中央朝廷從唐玄宗中期開始，已經呈持續衰弱態勢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前期和後期，可以說是截然相反的兩種形態。在位前期，李隆基絕對算得上是一代明君，任用姚崇、宋璟等賢相，勵精圖治、撥亂反正，進而開創了“開元盛世”。
而開創了盛世之後，隨着天下承平，李隆基開始沉溺於享樂之中，不僅沒有了先前的勵精圖治精神，也沒有了曾經的節儉之風。隨着李林甫入主中書，他大權獨握，蔽塞言路，排斥賢才，不僅導致朝綱混亂，更是提出了重用胡將的建議，間接導致了安祿山等胡將的做大。
之後，李隆基又因獨寵楊貴妃，不僅想盡辦法的獲取其歡心，更是使得其族兄楊國忠平步青雲，一路做到了宰相高位。在楊國忠的專權下，整個唐朝開始混亂起來，唐王朝之所以始終未對安祿山保持警覺，除了安祿山的演技之外，各級官員的貪腐同樣佔據着極爲重要的作用。
我們再來看看唐玄宗的太子李亨，他不僅因寵信張皇后而縱容其干預政事，更是寵信魚朝恩、李輔國、程元振的宦官，任其操縱軍政大權，導致宦官勢力日益囂張，爲唐王朝後期的宦官之禍埋下了隱患。
雖然唐肅宗李亨之後的唐代宗李豫堪稱一代明君，然而他的兒子唐德宗李適在改革遭遇挫折後，滿腔熱血竟然就此消失殆盡，更是任用宦官擔任禁軍將領，直接導致了宦官的強勢崛起。
綜上所述，可以說從唐玄宗在位後期開始，中央朝廷的衰弱已經呈現不可逆轉趨勢，即使中間曾短暫中興，卻也無濟於事。這種情況下，就算沒有安史之亂，隨着中央朝廷的持續衰弱，再加上邊鎮的不斷做大，誰又能保證所有節度使都沒有野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