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察舉的科目，是由少到多不斷增加的;增加科目尤以特科爲多，是根據對專門人才的需要而設立。這些科目，劃一由皇帝確定。按照舉期分類，察舉的科目可分爲常科(歲科)與特科兩大類。歲科有孝廉、茂才(秀才)、察廉(廉吏)、光祿四行;特科又分爲常見特科和一般特科。 在上述科目中，以歲科爲先，其中又以「孝廉」一科爲最重要。特科中則以「賢良方正」爲最重要。漢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時要求舉賢良方正，漢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時要求舉孝廉，這都是察舉史上的標誌性事件。如果按照四科標準分類，以「德」爲主的有孝廉、孝廉方正、至孝、敦厚等科;以「文法」爲主的有明法科;以「才能」爲主的有尤異、治劇、勇猛知兵法、明陰陽災異、有道等科。但所有的科目，都以「德行」爲先，在學問上則以「儒學」爲主。
孝廉
在漢代察舉常科中，「孝廉」是最重要的一科，亦得人最多，出了許多名人 。「孝廉」之設，始於漢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下詔，「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顯示「孝廉」起初不是常科，不被重視，後來「孝廉」規定爲歲舉常科，才受重視，漸顯重要。
孝、廉有「孝子廉吏」的意思。「孝」是指孝敬父母;「廉」是指清廉勤政。這是古時對官吏的普遍要求。漢代「孝廉」，大部分是通儒學的高官及富豪子弟。舉「孝廉」之後，前程遠大，升遷較快。「孝廉」出身的官吏，更被認爲是「正途」、「清流」，很被看重。起初舉「孝廉」是以郡爲單位。東漢時，和帝(公元89-105年)採納丁鴻和劉方的建議，改以人口爲單位;郡國人口不滿10萬三歲(年)舉孝廉一人;不滿20萬二歲舉一人，20萬歲舉一人;四十萬舉二人;上至百二十萬六人。外圍郡國則作適當放寬。後來又採納左雄建議，限年齡40歲以上才得舉。但此種「限年法」實行不久，就廢除了。
茂才
察舉歲科之一「秀才」，東漢時爲避光武帝劉秀(公元25-57年在位)諱，改作茂才(茂材)。漢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下詔：「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這是此科之始。後來，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元帝(公元前48-前33年在位)時均有詔令，舉「茂才異等」。西漢時，茂才並不是歲舉常科。
東漢光武帝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詔令：「三公舉茂才各一人」，「監察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才各一人」，此後才爲歲舉，往往與「孝廉」並稱，表明其重要性。不同之處是，「孝廉」爲郡舉，「茂才」是州舉，所以數目是後者少、前者多，建武十二年總計歲舉「茂才」才約有20人。
「茂才」多爲現任官吏，如西漢的茂才蕭鹹是丞相史。這些現任官吏舉「茂才」後，因本身資歷高，多起用爲縣令(千石)。「孝廉」則多爲郎官，六百石。還有不少人先舉「孝廉」，再舉「茂才」。「茂才」中有許多升至高位，成爲漢代名臣。如東漢的周舉(?—公元149年)，官至光祿卿，爲「八俊」之一。
察廉
「廉吏」是漢代察舉歲科之一。「察廉」就是察舉廉吏的意思，不是指「孝廉」。被舉爲「廉吏」者，多爲低級官員，被舉後，按原職升補;而舉爲「孝廉」者，一般皆入朝爲郎官，這是主要區別。而「廉吏」與「孝廉」二者之間的具體差別，又可概括成以下四點：
(一) 「廉吏」爲長官報請上級遷補屬吏優異者之科目，而「孝廉」則 是郡國向中央「貢士」之科目;
(二) 「廉吏」限於「斗食」至「六百石」之吏員，而「孝廉」則開放予所有吏民;
(三) 「廉吏」一般根據本秩(職位)直接遷補，而「孝廉」一般要入三署爲「郎中」;
(四) 「廉吏」之「舉主」範圍廣泛，包括郡守，而「孝廉」之「舉 主」 僅限於郡守、國相。
「廉吏」一科，大約在漢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之前就有了，之後逐漸明確，成爲一種歲舉常科。被舉的「廉吏」，最初都是小官，大概他們忠於職守，特別是爲官清廉，才被「舉主」看中，作爲察舉的對象。
光祿四行
漢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春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據上述元帝詔書的內容，說明「光祿四行」的幾項重點：
(一) 從永光元年開始，纔有推舉「光祿四行」一科;
(二) 質樸、敦厚、遜讓、有行(或作節儉)是四種品行，也是「光祿四行」的選拔標準;
(三) 「光祿四行」爲歲舉常科;
(四) 「光祿四行」的舉主爲丞相、御史，被舉者爲光祿勳的屬官;
(五) 光祿勳每年依此科考覈(「第」)他的屬官。
漢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時，改「郎中令」置「光祿勳」，掌管宮廷宿衛及侍從之事，屬官有光祿大夫、大中大夫、諫大夫、謁者等。具上述四種品行的，通常是一些忠厚質樸的人，他們老老實實任職，沒有什麼突出成績，長時間也沒有得到提升，所以設立此科，每年從他們之中選拔一至兩人，予以升遷。
賢良方正
古代比較賢明的君主，往往希望有一些公正無私、敢於直言的大臣，能指出自己的不足之處，以便更好地治理國家。漢代察舉制度設立「賢良方正」科，就是這個原因。
「賢良方正」是最主要的特科，始置於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目的是「納天下言」，即廣泛聽取對國政的意見。帝王們當時普遍認爲，發生天地災異，是自己犯了過失，即「人主(皇帝)不德，佈政不均」。所以，這一科常常是在災異發生之後舉行。而「賢良方正」又多與「直言極諫」相連，這是皇帝「求言」的一種方式，所以稱作「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漢代的皇帝大多開過此科。「賢良方正」科的「舉主」很廣泛，包括中央和地方的高官，諸王侯、三公、將軍、中二千石、州牧、郡守等。皇帝很重視此科，被舉者皆由他親自主持對策，按等第授官，高者有爲「九卿」者。
朝廷徵求的人才也很廣泛，包括儒生、有「道術」者，以及官吏等。有時也從賢良中直接選拔親民的官吏，名目稱爲「賢良方正可親民者」，如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時，曾進行兩次詔舉。
這類目的在於「廣開言路」的選才辦法，在漢代以後曾長時間實行，後演變爲唐代科舉的制科之一。到宋代，則以「對策」的方式向全國徵求治國之道。
賢良文學
在漢代，選拔人才既注重品德修養，也注重文化質素。「賢良」的含義就是德行兼備。自從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文學」的涵蓋範圍實際指「經學」。這樣看來，察舉中常見特科「賢良文學」一科，所立的選才標準是：品德與文才兼備，又有良好的經學底蘊。
漢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正式下詔舉「賢良文學」：「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即位之初，曾發生地震，詔郡國舉文學高第各一人。不見於詔書的，在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時就有「賢良文學」之舉，晁錯屬此科。可見，賢良與文學有時連稱，成爲一科，有時分開，各獨立成科。不論怎樣，此科是以文學爲主，主要薦舉對象是儒生。
在漢代察舉制中，文學一科很受重視，西漢時每次察舉「文學」的規模可達一、二百人。王莽時有四科之舉：「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語、明文學」，文學是其中之一。 兩漢時期「賢良文學」一科，出了許多名人，包括晁錯、董仲舒、公孫弘等，地位顯赫，成就卓異。
直言極諫
中國古代有敢於指出皇帝的不足之處，提出治國建議與方略的大臣，被稱爲「諍臣」。於是有了「直言極諫」這個詞，意思是「正直的言論諫諍」。漢代名臣晁錯寫有一篇《舉賢良對策》，是對「直言極諫」的最好解釋。
所以，從漢代察舉制度正式建立之初，漢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就下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此後，舉「直言極諫」一直延續下去。但它不是獨立的一科，而是與「賢良方正」相連，說明對直言極諫者來講，應當具有公正無私的品德。無私才能無畏，纔敢於「犯上」，甚至把自己的性命都置之度外，因此古代就有了「文(指文臣)死諫」的說法，是文臣(特別是諫官)忠君的最高境界。
西漢官吏王吉，先舉「孝廉」，再舉「賢良」，任昌邑王中尉。昌邑王荒淫，他因時常勸諫昌邑王而遭到處罰。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時召爲博士、諫大夫，常上疏議論時政得失，但沒有受到皇帝重視，只好託病還鄉。元帝(公元前48-前33年在位)時召他爲諫大夫，擔任掌管議論的官員。
孝弟力田
《漢書》上說：「惠帝四年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意思是：漢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的正月，下詔選拔有孝悌(悌同弟)的德行和能努力耕作的人爲官。這時察舉制度還沒有正式建立。惠帝(公元前194-前188年在位)死後，少帝立，由呂后(公元前187-前180年在位)臨朝稱制，特設「孝弟力田」官一人，秩二千石，地位很高。
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時，「孝弟力田」與「三老」同爲郡縣中掌管教化的鄉官。以後「孝弟力田」成爲察舉的特科之一。
爲什麼要舉「孝弟力田」呢?「孝弟」與「力田」，有時分開作兩科，因爲這是兩種德行。「孝悌」是孔子提出的，「孝」是對父母盡孝，「悌」是對兄長尊敬。古時候中國人很尊崇孝道，因爲它能使社會秩序和諧安定。至於「力田」，因爲古代中國是農業社會，以農爲本，農業「爲生之本也」，希望大家勤於耕作，達到「家給人足」，國家富裕。在唐代，「孝弟力田」仍然是科舉選士(舉人)的科目之一，可見其仍受重視。
明經
漢代察舉中的「明經」科，是最重要的特科之一。「明經」就是通曉經學。秦朝就有此科，到漢代地位開始突出。所謂「經」，原指先秦經典，自從漢武帝尊崇儒學，「經」就專指儒家經典了。其實，察舉各科都有經學內容，被舉者也要熟習經學;把「明經」特立爲一科，說明經學在漢代政治上地位之重要。漢代的讀書人無不自幼苦讀經書，目的都是爲了應舉、入仕。
西漢時舉「明經」科不按人口，東漢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開始，以人口多少定舉數。後來加上年齡限制，年50至70纔可入太學。但在東漢初，年紀輕而精通經學，也可應舉「明經」。如張玄「少習《顏氏春秋》，兼通數家法，建武初，舉明經。」
漢代許多名臣，如孔安國、貢禹等都是明經科出身，韋賢、韋玄成父子皆以明經科入仕，先後位居宰相。重經之風一直延續到隋唐時期的科舉考試，唐代的「明經」科試帖經，以通經比例決定等第。可見經學在漢代察舉制中地位之重要。
明法
漢代治國是儒、法並用的。選官時既選拔通曉儒學的儒生，也選拔通曉律令的人才，因此設立「明法」一科，作爲特科中的重要科目。
漢武帝時令舉「四科人才」，其中第三科即「明習法令，足以決疑」，這是設「明法」科的開始。在此之前，漢初就開始招天下明法之士，輔佐以法治理國政，可見朝廷對律令的重視。由於通曉律令而以明法入仕、位至高官者，漢代不乏其人。如：鄭賓位至「御史」，陳鹹、陳忠位至「尚書」，吳雄位至「司徒」。郭射「家世掌法律」，世代通曉律令，有七個人當上廷尉，即國家最高司法審判官。唐代科舉考試仍設「明法」科，選拔明習法令的人才，爲常科之一。
明陰陽災異
漢代大儒董仲舒倡導「天人感應」說，認爲天的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符;天有陰陽，人也有陰陽。天和人相類相通，天能干預人事，人的行爲亦能感應上天，自然界的災異和祥瑞，表示着天對人們的譴責和嘉獎。
漢朝的君臣們大都認爲陰陽災異與國家政治有密切關係。所以，在察舉的特科中設立「明陰陽災異」一科，選拔有關人才。
由於這一科本身的特點，所以大都在發生天地災異的年份纔開科。如漢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因「風雨不時」，令「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京師及郡國四十大水、大風、雨雹」，是因爲皇帝「不德」，造成萬民饑饉，少數民族叛亂，特下詔，舉明習陰陽等有識之士。
漢代是中國古代地震頻繁發生的高峯時期，據統計，從公元96年到125年間的30年中，就有23次較大規模的地震，其中有的就發生在京城附近;以致漢朝的皇帝大爲緊張，只好乞求於鬼神術數。大科學家張衡發明了可以觀測地震的「地動儀」，可是並未被舉「明陰陽災異」科。可見，科學與迷信在漢代並非一途。
勇猛知兵法
在隋唐的科舉考試中，有文、武兩科，武科的淵源就是漢代察舉科目中的特科：勇猛知兵法。作戰勇猛又熟知兵法，能率軍作戰，這就是此科所選之人才。此科始於漢成帝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這一年發生日蝕，成帝恐天下有變，下詔令「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其後，漢朝頻開此科，只是名目略有不同。如：
(一) 西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詔舉「勇武有節明兵法，郡一人」。 東漢安帝永初五年(公元111年)，「災異蜂起，寇賊縱橫，戎事不息，百姓匱乏，疲於徵發，重以蝗蟲滋生」，說明這一時期天災人禍頻發，社會動盪不已。所以，「詔三公、特進、九卿、校尉，舉列將子孫明曉戰陣任將帥者」。
(二) 東漢順帝永和三年(公元138年)，詔令大將軍、三公等各舉地方「剛毅武猛有謀，堪任將帥者各二人」。
(三) 東漢靈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詔公卿，舉列將子孫及吏民，有明戰陣之略者詣公交車」。
從以上可知，主要是在「災變不息，盜賊衆多」的東漢，才急需較多軍事征戰人才。一般而言，漢代察舉制仍以「明經」科爲最重要的特科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