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湯武革命，孟子有一段很有名的話。齊宣王問他：“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說：“於傳有之。”齊宣王很害怕，說：“臣弒其君可乎？”孟子則斬釘截鐵地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在孟子看來，桀紂不行仁義，是獨夫民賊，湯武則是仁義的化身，後者革前者的命，是正當的、正義的。
不過，在革命的具體過程中，究竟是仁義起了作用，還是暴力流血起了作用，則存在不同的說法。
《孟子》中有一段記載，極力渲染商湯的“仁義”：
“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徵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湯始徵，自葛載；十一徵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徵，西夷怨，南面而徵，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吊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滕文公章句下》
根據這段記載，商湯極爲仁義，而葛伯則荒淫無道，湯做到了仁至義盡，而葛伯不僅毫不領情，反而殘害無辜少年，湯實在忍無可忍，才滅了他。至於以後的十次征討具體什麼情況，沒有詳細記載，大概總歸是商湯有理，別的國君則是不仁不義。
在孟子看來，武王鬧革命的過程和商湯也差不多。被征討的國家“君子實玄黃於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武王則是“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滕文公章句下》)
在後人看來，這樣的記載相當可疑。湯武的表現實在是太偉大、太高尚了，太不合情理，很容易使人產生itistoogoodtobetrue的感覺。尤其是在讀商湯那段故事時，“爲其殺是童子而徵之”使我想起了20世紀30年代在盧溝橋附近發生的某國士兵軍事演習失蹤的事情。我懷疑所謂的“童子事件”大概也只是一個藉口。而且，如果某國佔據了中國很長時間以後，他們書寫的歷史教科書中會不會出現上面那些感人的幫助中國人耕種的故事情節？難說。總之，對於我等老奸巨猾之人來說，這些記載根本就不可信。不過，對於孟子來說，湯武感人的仁義故事“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孟子可不是什麼都相信。他也有懷疑的時候。孟子就頗爲懷疑《尚書·武成》中的相關記載。他這樣說道：“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盡心章句下》)孟子認爲，周武王是仁義之士，他領導的革命軍自然是仁義之師，“仁者無敵”，仁義之師所到之處自然會“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怎麼會出現抵抗，怎麼會出現血流漂杵的情形呢？孟子不相信這樣的記載。
這裏就出現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孟子相信湯武革命中感人至深的仁義故事，不相信革命中會有流血的事情發生；而我則剛好相反，絕對不相信那些仁義故事，傾向於認爲革命是一個朝代推翻另一個朝代的暴烈活動，當然是會流血的。由此可見，孟子的學問很大，卻很天真幼稚；而我的學問很小，卻早就失去了天真(lose in-nocent)。
孟子的“信”與“不信”，有着深層次的思想原因。
孟子是性善論者。孟子認爲，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皆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孟子並且把他的性善論引申到政治領域，希望統治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可以說，孟子的性善論是爲他的政治理論服務的。在孟子看來，因爲人性是善的，所以世間一定存在善的統治者，他們能夠實行仁義；仁義所到之處，自然一片光明，不會有流血，也不會有陰暗；政治的任務就是把這些善人找出來，使他們身居高位。孟子一生都在尋找能夠實行仁義的統治者，結果找了一輩子也沒有找着。他不知道，他是在尋找世間根本就不存在的東西；他也不知道，在權力面前，善是極爲脆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