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王朝由漢光武帝劉秀建立,他推翻了王莽所建立起的新王朝,重新恢復由劉氏統治的漢王朝。不清楚的讀者可以和本站小編一起看下去。
選什麼樣的人做官是一個亙古存在的問題。三國時曹操善於發掘人才，善於用人是他能夠稱雄亂世的一大資本。曹操曾經單獨下《求賢令》，要求各地舉薦人才，不論品德出身如何，一切唯纔是舉，只要有才能就不能埋沒人才。
曹操《求賢令》翻譯過來是這樣的：自古以來開國和中興的君主，哪個不是得到賢德的能人和他一起治理國家的呢?在他們得到人才的時候，往往不出里巷，難道是偶然的際遇嗎?是上邊的人尋求發現的呀，當今的時代就是特別需要訪求賢才的時刻。
“孟公綽做大貴族的家臣是好的，但卻當不了滕、薛這樣小國的行政長官。”假如非得是廉潔的人，纔可以任用，那麼齊桓公怎麼能稱霸於世呢!當今天下有沒有(像姜尚那樣)身穿粗衣懷有真纔在渭水岸邊釣魚的呢?又有沒有(像陳平那樣)被指斥爲盜嫂受金而沒有遇到魏無知推薦的呢?諸位要幫助我發現那些埋沒在下層的人才，只要是有才能的就舉薦出來，使我能得到而任用他們。
東漢的選官制度
這道命令單獨看來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但是如果結合東漢末年的時代背景，曹操敢於下這樣一道命令，是打破傳統反抗世俗號角。官員的選拔，兩漢實行的是察舉制，簡單說來就是推薦做官。推薦你爲孝廉、茂才，這樣你就有了做官的資格，等待合適的職位，就可以擔任官員了。
察舉制早期是比較合理的，也推薦了很多優秀的人才，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察舉制最終走向了極端——士族壟斷了官僚集團。就拿袁紹和楊修的家族來說，他們都是連續幾代人都擔任三公的職位，他們家族的人所舉薦的官員，就成了家族的門生故吏，兜兜轉轉，做官的機會就被這些世家大族把持了，東漢官僚全部落入了士人控制。
東漢堅持道德至上
東漢是士人氣勢高漲的時代。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儒家在政府的政策性培植下得到極大的發展，在當時能通經的士人，不但在政治上、學術上享有優越的地位，在社會上也享有高度的評價。因此，士人也自視甚高，對自我的德行要求也甚高。
西漢滅亡後光武中興，光武帝劉秀爲鼓勵在紛亂之時保持高風亮節、特立獨行的節義之士，特別予以表揚，此舉固無不當，但卻造成一種爲享大名於天下而刻意隱逸、或以借“道德良好”來達到引人注目、立異名高的目的。於是，選舉、羣召等拔取政治人才的制度，一變而被扭曲爲“道德比賽”的工具。
道德是必要的，但它是一種發自內心，印證於日常生活的修養，它固然可以評議、比較出一個人修養的高低，但卻不適合拿來比賽，因爲畢竟道德修養的目的，在於端正人的行爲與社會風氣，而不是與人一較高下來獵取官位或沽名釣譽。然而這種道德比賽卻確已成爲當時的風氣。再加上東漢末年政治腐敗，宦官、外戚交互竊柄，更促使士人激憤，太學“清議”更應運而生。
簡單來說，當時做官最推崇是看你的道德品質如何，如果你道德高尚、名聲好，這就是你做官最大的資本，而不在乎你有沒有能力。所以人人都刻意標榜自己的德名，互相品評，擡高身價。固然道德高尚的人之中，並不乏有能力的人，但是也有隻會空談，啥也做不成的人。
司馬光曾說過：“三代以來，風俗以東漢最美。”這話不錯，但僅止於個人的道德;亦即士人當時的關注、評議之焦點與判準，大多以私德爲斷，而缺乏對實際治事能力的考慮。因此，風俗雖美，但士風虛矯，空談道德，但事功全無，缺乏實事求是之精神;於是乎天下分崩，蒼生飽受流離之苦。
曹操本人就是舉孝廉出身，在天下大亂之前先後擔任過洛陽北部尉、濟南相、頓丘令等等官職。他對於東漢這種道德至上，互相推薦的選官制度是非常清楚的，這種制度最容易埋沒人才。所以曹操纔會舉管仲、陳平的例子，陳平名聲很差，被人譏諷盜嫂受金，但卻爲漢高祖劉邦立下了很大功勞。
郭嘉是曹操非常中意的人才，陳羣就曾多次告郭嘉的狀，說郭嘉品行不端，但曹操從來都是一笑置之。曹操秉持的是唯纔是舉，哪怕你居於陋巷，哪怕你本身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只要有才能，我就給你平臺讓你施展，造福天下蒼生百姓。曹操所堅持的唯纔是舉，是對東漢道德至上的強烈反抗!
惜乎曹丕最終還是接受了九品中正制，最終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縱觀歷史，從春秋戰國的貴族政治，到兩漢魏晉的士族政治，再到隋唐以後的科舉制度，或許這本就是歷史發展的規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