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初期三位統治者的叛亂事件被稱爲“三監之亂”，周公東征，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廢霍叔爲庶民，平定了三監之亂。那麼三監之亂爲什麼爆發，是不是與周公有關?
三監之亂爲什麼爆發 周公難辭其咎?
三千餘年來，一提起周初“三監之亂”，人們無不指責管叔鮮、蔡叔度、霍叔處無情無義，對周公旦則有口皆碑。周公也因此成爲仁、義、禮、智、信的楷模，傳頌千古。探究“三監之亂”之根源，周公旦實則難辭其處。
先看“三監之亂”的起因。《史記·周本紀》曰：“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叛周。”《史記·魯周公世家》亦曰：“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尚書·金縢》亦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第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我國權威史書《尚書》《史記》的三則記述把“三監之亂”的原因說得再明白不過了，那就是：“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將不利於成王，”故“流言於國”而“與武庚作亂叛周。”
那麼“周公乃攝行政當國”也好，“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也好，有沒有讓“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的地方呢?也就是說“其羣弟”該不該“疑”呢?這就要從周公“攝行政當國”的原因、周公“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後的作爲與在王權內部產生的社會影響等方逐一闡述。
周公旦“攝政當國”的原因有二：一是“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史記·周本紀》);二是“成王少”(《史記·周本紀》)。因防“諸侯畔周”周公旦不攝政當國，王也可以下命征伐，所以第二點是周公“攝政當國”的最根本的原因。弄清這一根本問題，第一個問題也就無需贅言了。
成王繼位時的年令，《尚書·金縢》稱“孺子”，《史記·周本紀》謂：“少”，《史記·魯周公世家》曰：“少，在襁褓之中”，《史記·燕召公世家》曰“幼”。稱呼不一，但都是強調繼位時年紀幼小。“孺子”《辭源》解釋爲“兒童的通稱。”其舉例引《史記·留侯世家》：“漢張良曾步游下邳圮上，有一老父故意墮履圮下，要張良下取履，良強忍爲老父拾取而履之。老父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孺子可教”一事發生在張良得力士袖百斤鐵錘擊秦始皇不中而逃匿之後，可見此時的張良應是年輕力壯，不然數百斤鐵錘何以勝任?可知“孺子”只是與說話人相比而年紀輕，並非實指多少歲。同樣，“少”也不具體指幾歲，只是說年齡不很大，可包括六七歲到十六七歲的年齡段，甚至更大。杜甫詩曰：“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未改鬢毛衰。”杜甫離家時已有妻兒，年齡會小嗎?“襁褓”所指年齡較準確，應在三歲以下，三歲以上則稱“幼”了，“育嬰院”“幼兒園”對兩辭的概念區分最準。對成王“在襁褓之中”這一說法朱熹批駁甚力。史述周公救亂，作《鴟鴞》詩給成王陳己意。朱熹質問說：“問《鴟鴞》詩，其辭艱芷深奧，不知當時成王如何便即理會得”。連朱熹這樣大儒都感到“艱芷深奧”，一個幾歲的幼兒如何“理會得”呢?
周成王繼位時的年齡到底是多大呢?還是讓史實說話爲妥。
《禮記·曲禮上》：“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史記·周本紀》：“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於成王”。《史記·魯周公世家》：“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周公旦攝政“七年返政於成王”時，“成王壯”。《禮記》曰周時“三十曰壯”，所以《古本竹書紀年》說武王卒年54歲，成王是武王長子，且其同母弟尚有數人，故應在二、三十歲。《荀子》一書根據《周禮》“二十曰弱、冠”和《史記》“七年返政於成王”斷定成王繼位時應是十幾歲。
再從成王父武王的年齡看。《禮記·文王世子》曰：“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對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令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終。”《史記·周本紀》曰：“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尚書·無逸》：“周公曰：‘文王受命惟中身(中年)，厥享國五十年”。史料證明文王確實活了九十多歲。按《禮記》“三十曰壯，有室”的說法，作爲繼承人的文王三十歲結婚生子，在其正妃十個兒子中排行老二的姬發也該有六十來歲了。所以《史記·周本紀》載武王克商後對周公旦說：“自發未生於今天十年。”《度邑》雲“發之未生，至於今六十年。”
《史記·周本紀》載：“西伯(文王)，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十”應是“七”，因形近而混。由上文敘文王“稱王斷虞芮之訟”之事後連用六個“明年”，下文接敘“九年”可知。)“武王即位，……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居二年，……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成會。”武王克殷，後二年，武王病……後而崩，太子誦代立，是爲成王。”《尚書·序》雲：“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尚書·金縢》雲：“既克商二年，王有疾，不豫。”《史記·封禪書》亦云：“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總之，武王年長享國之日淺成王便即位了。成王姬誦是武王長子，下邊還有幾個弟弟。《史記·晉世家》雲：“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叔虞姓姬，名虞，是成王之弟。)成王繼位之後封他到虞管理封國，年紀應不會大小。武王是太子，按周禮三十歲結婚生子，此時的成王也該有二十來歲了，應是：“弱、冠”之年，決不會是“襁褓”“幼”。
(若按《逸周書·明堂》“既克殷六年而武王崩”，《管子·小問》“武王代伐殷既克之，七年而崩”諸說，成王繼位時年齡更大。)周公旦是武王的四弟，周公旦的嫡長子伯禽，《史記·魯周公世家》是這樣記載的：“子伯禽固已前受，是爲魯公。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準夷、徐戌亦興兵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伯禽受封后在三監之亂中能率兵打勝仗年齡該不會小吧?再看武王五弟叔的兒子蔡仲。《史記·管蔡世家》雲：“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訓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爲蔡仲。”《尚書·序》亦云：“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宋蔡沈《尚書集傳》曰：“此篇次序當正在《洛誥》之前。周公往營成周，使者告卜，作《洛誥》。”)據1963年陝西寶雞市賈村塬出土的西周青銅器何尊銘文記載，周成王五年(周公攝政7年)親臨成周(洛邑)視察並告諭貴族宗子何。正與《洛誥》相互佐證。此時蔡仲由魯卿封蔡侯年齡亦不小。可在《蔡仲之命》中成王這樣稱呼蔡仲：“王若曰：‘小子胡(年輕的蔡仲)!惟爾率得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於東土。……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成王稱年齡不小的堂兄弟爲“小子”，似應年長於胡。所以歷史學家顧頡剛先生在《周公執政稱》中斷言：“成王年不甚長，周公在嚴重的局勢下稱王而治，乃是戰國以下人由古代傳下來的歷史中逐漸演變出的傳說;而成王在襁褓之中，周公揹負其上朝，則是秦漢間人把這個故事極度誇張的結果。”此結論確爲真知灼見。
成王繼位時不“幼”，更不是“在襁褓之中”，而是在“弱冠”之年(或更大)，那周公旦就沒有“攝政當國”的必要，而是盡到“冢宰”的職責就行了。如果實踐證明成王確實像殷商的“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那樣，再學習“伊尹放之於桐宮”“攝行政當國”也不晚。(見《史記·殷本紀》和《尚書·太甲》)再說，西周王室是嫡長子繼承製，特殊情況下可兄死弟及。《史記·管蔡世家》載：“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考(早亡)，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冉季載。”武王崩後，胞兄弟尚有八人。另外武王三公重臣還有軍師太公望，太保召公奭健在。這樣的皇權大事，以家事論應與其兄鮮及羣弟商量後決定;(特別是應徵得其兄管叔鮮的同意，因按周兄終弟及應是叔鮮爲長。周公處死他是否與此有關只有周公知道。)以國事論應徵求其他二公意見。而周公旦卻獨自作主，以“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早終，成少”爲由(見《史記·魯周公世家》)，匆匆宣佈“攝行政當國”。周公旦“攝政”伊始，即以“王”的口氣教訓成王及羣臣。在《尚書》的《大誥》、《微子之命》、《康誥》、《酒告》等文獻中都以“王若曰、王曰”自稱。在《梓材》中更是直稱“王曰”。《史記·魯周公世家》說：“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周公攝政象天子一樣“踐阼”面南朝見諸侯。這怎不使“羣弟疑周公”“將不利於孺子”而“作亂叛周”呢?
周公的言行不僅使“羣弟疑”，與之同侍武王的開國元勳太公望，召公奭也同樣不滿。《史記·燕召公世家》曰：“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於皇天……’於是召公乃說。”《史記·魯周公世家》雲：“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闢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尚書·金縢》亦云：“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闢無以告我先王。’”
就連成王對周公的言行也是耿耿於懷，敢怒而不敢言。《史記·魯周公世家》載：“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訓周公。”《尚書·金縢》亦載：“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於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詩經序》說得更明白：“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王曰《鴟鴞》。”朱熹在《朱子語類》中說：“然成王雖得此詩亦只是未敢誚公，其心未必能遂無疑。”周公東征平亂勝利之後，成王仍對周公旦攝政的行爲頗不滿，但畏於周公的威勢只能生悶氣。周公也對此心知肚明。所以作《鴟鴞》詩向成王表白對周朝的一片赤誠之心。就這樣也未能對其“遂無疑”。可見成王對周公旦的成見有多深。一直到“周公卒後，秋未獲，暴風雷，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向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曰：‘自後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史記·魯周公世家》)成王“方始釋然開悟。”(朱熹語)
以上陳述可證周初三監疑周公不是空穴來風，更不是想搶班奪權，而是維護成王之位。他們“作亂叛周”叛的是周公旦踐阼，而不是周朝，目的也是鞏固姬姓天下。三監之亂完全是由周公旦“踐阼”搞一言堂、不搞民主集中、政策不透明所致。周公旦的獨斷專行、暗箱操作使聖明的周天子成王都對他產生嚴重的誤解，更何況其“羣弟”呢?所以說周公旦對周初“三監之亂”造成的慘重後果，負有不可推脫的責任(蔡叔度“既遷而死，”周公聞之，舉其子胡爲魯卿士，又言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否是其對叔度“既遷而死”的懺悔?)。“三監”不應該獨擔其咎。
“三監之亂”實質已明，那麼三千餘載千夫所指的“三監”“畔周”冤案不昭雪，“三監”怎能瞑目於九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