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到(約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15年)，趙國人，《史記》說他專攻“黃老之術”。是從道家中出來的法家創始人物。齊宣王、齊泯王時遊學稷下，在稷下學宮講學多年，有不少學生，在當時享有盛名。在稷下時，與田駢、接子、環淵等有較多的交往。他們一起被齊王命爲大夫，受到尊敬，齊王還特意爲他們建起了高樓大廈，修築了四通八達的道路。齊宣王時，他曾長期在稷下講學，對於法家思想在齊國的傳播做出了貢獻。
慎到學說
在先秦的法家代表人物中，慎到、申不害和商鞅分別重視“勢”、“術”、“法”，但都是在提倡法治的基礎上提出的不同觀點。“勢”主要指權勢，慎到認爲，君主如果要實行法治，就必須重視權勢，這樣才能令行禁止。
第一，慎到主張
，即百姓、百官聽從於君主的政令，而君主在做事是必須完全依法行事。而且，立法權也要集中於君主之手，各級的官吏只能嚴格地遵守法律和執行法律，即“以死守法”。百姓則要接受法令的規定，按法做事，即“以力役法”。慎到認爲這樣才能實行法治，並取得功效。在君主具體執法的過程中，慎到提倡法治，做到公平執法，反對人治。主張立法要爲公，反對立法爲私。用他的話說，就是“官不私親，法不遺愛，上下無事，唯法所在。”他認爲法治比人治優越，甚至說不好的法律也比沒有法律好。
第二，提倡
重“勢”是爲了重視法律，君主只有掌握了權勢，才能保證法律的執行。慎到把君主和權勢分別比喻爲飛龍和雲霧，飛龍有了雲霧才能飛得高，如果雲霧散去，飛龍就是地上的蚯蚓了。如果有了權勢，即使像夏桀那樣的昏庸殘暴，命令也能執行，即“令則行，禁則止”。如果沒有權勢，即使像堯那樣賢德，百姓也不聽從命令。所以，慎到反對儒家主張的“德治”，認爲那樣不可能使法律貫徹執行，會產生很多弊端。在無爲而治方面，慎到和申不害主張是相似的，只是論述的角度不同。他認爲，如果國君什麼事都自己親自去做，不但會筋疲力盡，還會使大臣旁觀，不積極做事，等一旦有了過失，大臣會把責任推到君主身上，君臣矛盾的激化甚至會導致謀反篡位的事出現。
他主張“搶法處勢”;“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所以不得越法而肆謀，辯者不得越法而肆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離也;骨肉可刑，親戚可滅，至法不可闕也”。把法看成了國家的根本，是維繫社會秩序，倫理道德的可靠保證。慎到認爲，有了法，就要真正以法治國，不能只是擺設。他說：“爲人君者不多聽，據法倚數以觀得失。無法之言，不聽於耳;無法之勞，不圖於功;無勞之親，不任於官。官不私親，法不遺愛。上下無事，唯法所在。”(《慎子·君臣》)什麼都要用法來實行、判斷、裁定，不能有所遺漏。法有種種作用，所以，“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慎子·威德》)然而，“治國無其法則亂，宗法而不變則衰，有法而行私謂之不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長也。”(《藝文類聚》卷54引《慎子》)法必須不斷變化以順應時代，否則，法就會衰敗，就會走向死亡，所以，作爲國君的責任之一就是變法。
表面上看來，慎到主張因循自然、清靜而治與以法治國是矛盾的，實際上，慎子的意思是在法治的基礎上依照事物的本性，順其自然，法也必須遵循自然本性。很明顯，慎到的思想是老莊道學與法家的合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