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什麼師從儒家的韓非,最後反而變成法家的代表，是很多人要的問題?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解答。
渭分明，二者似乎搭不上邊。比如，儒家說“性善”，法家說“性惡”;儒家提倡“以德治國”，法家提倡“以法治國”。二者的觀點總是針鋒相對。
但是，它們似乎又有點“淵源”：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韓非、李斯都是儒家代表人物荀子的學生，尤其韓非更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那麼問題來了：爲什麼跟隨荀子(儒家)學習的韓非最後卻成了法家?
“性惡”論：法家思想的邏輯起點
做爲先秦時期儒家的最後一位代表人物，儒家的一些觀點已經在荀子這裏發生了“變異”，其中最大的一點就是“性惡”論的提出。
與孟子只是在與他人的辯論中提到“性善”不同，荀子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名字就叫“性惡“。他在裏面直接提出了“人性之惡，其善者僞也”(《性惡》)的觀點。而且他認爲，世界所有的醜惡和亂象都是由“性惡”導致的：“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之慾，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
“性惡”論可謂是法家思想的邏輯起點——韓非所說的“法、術、勢”的基本假設都是“人性本惡”。基於這個觀點，法家認爲，人是“需要管的”;而且由於“人性本惡”，所以用道德教化去使人向善也是徒勞的。再退一步講，就算人變得善良了，也不是道德提升的結果，而是人爲的(即主觀上努力的結果，“僞也”)。
同樣的，對於“性惡”之人，不能使用“好言相勸”的方法，因爲他的本性是惡的，道德感化起不了作用，所以必須用“刑名法術”。這就爲法家的治國理論提供了思想基礎。《韓非子·心度》篇中說到，“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而這麼做的原因在於“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就是說，“好逸惡勞”是人的本性，要想克服這個問題，必須依靠嚴刑峻法。
“隆禮重法”：由“儒”向“法”的轉變
春秋戰國時，儒家思想有一條明顯的“演變線”，就是越來越重視現實的功用：從孔子的“仁”到孟子的“義”，再到荀子的“禮”，儒家提倡的東西越來越具體、“可操作”，並且由此可窺見其與法家的思路越來越接近。其中，荀子對於“由禮向法”的轉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對於“禮”的起源，《荀子·禮論》中認爲，“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慾，給人以求”。即“禮”的出現是爲了調節人的本性中對利慾的追求。
而到後來，荀子發現，“禮”往往與人性發生衝突，或者說，由於人“性惡”，“禮”的運轉並非十全十美。這時候，他又提出了“法”，即此時他意識到需要一種強制性來保證“禮”的實施。所以，荀子有“禮法之樞要”、“禮法之大分”的說法，並將二者並稱。
與學生韓非只強調“法、術、勢”不同，荀子雖以禮法並稱，但仍認爲“禮”高於“法”。《荀子·強國》篇中有云：“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禮”可以成就王業，而“法”只能成就霸業。並且，如果“禮”能得到執行，“法”自然會被遵守：“禮及身而行修，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與前代的儒者不同，荀子除了重視“禮”，也意識到了“法”的作用。至此，可以說，荀子已經將一隻腳邁進了法家的“門檻”，而他的學生韓非則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成爲了法家的集大成者。
題外話：爲什麼說“三晉”是法家思想的發源地?
說到法家，有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就是其代表人物大都出自“三晉”地區或主要在這一帶活動。如韓非、申不害是韓國人，慎到是趙國人，李悝是魏人，而更爲人熟知的商鞅在去秦國之前也主要在魏國活動。
那麼這裏面只是巧合還是另有原因?
三晉，戰國時期韓、趙、魏三國的合成。因其國君原爲晉國六卿，且於公元前453年聯手打敗原晉國執政智氏，並在日後瓜分了晉國，故合成爲“三晉”。
從地理上看，“三晉”位於戰國七雄中的中間位置：西面是秦國，東面有燕、齊，南方則是楚國——可謂是在“夾縫中生存”。尤其是趙國，西邊要應對秦國不斷東擴的野心，北方又要抵禦少數民族的侵擾，所以這一地區的人可謂“生於憂患”。這種生存環境往往會使人特別重視現實的利害，即“活下去並活得好比什麼都重要”、“經世致用”比“高談闊論”更有市場。這就爲法家思想的誕生和實施提供了很好的現實土壤。
《戰國策·齊策》中記載的一個故事就很好地說明了“三晉”地區法家思想的深入人心。
齊國派人出使趙國，面見趙威後(趙惠文王之妻)。趙威後詢問使者有關齊國的三個“處士”的事情，他們分別是鍾離子(好施捨救濟)、葉陽子(經常幫助“鰥寡孤獨”者)和嬰兒子(孝敬父母)。可以說，他們都是道德高尚的人，但趙威後並不是要讚賞他們，而是質問使者爲什麼齊王沒有讓他們出來做官、輔助齊王。因爲在她的眼中，一個人的價值就在於“助王”——只要你的行爲有利於國君的統治，你就應該發揮更大的作用，而不是表彰你的品德多高尚。
緊接着，趙威後又問起了另一個人的情況：“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說一個叫“於陵子仲”的人，既不臣服於齊王，也不治理自己的家業，更不與其他國家來往(標準的隱士作風)。
說到這裏，趙威後突然話鋒一轉：“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這是帶領人民去做對國君無用的人，爲什麼到現在還不殺掉他呢?
在趙威後眼中，只要是對國君無用的人，都應該殺掉，哪怕你只是個“隱士”。這與法家的思想如出一轍：在法家的理論中，個體沒有獨立於國家而存在的價值。如果你的行爲威脅到了君王的統治，自然是要被殺掉的(如韓非所說的“五蠹”、“八奸”);而如果你想做一個與世隔絕的人卻也是不得的(如趙威後的言論)。即一個人的存在價值完全取決於能否“助王”這一點。
自秦以降，歷朝歷代都採用“外儒內法”、“儒法並用”的思想治理國家。雖然兩者在許多觀點上都截然相反，但也並非毫無聯繫。這一點在荀子和韓非身上可以找到一些淵源，而這也是我們學習古代先賢思想的一個很好的啓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