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怎麼教出了李斯、韓非子等法家代表人物?下面小編爲大家帶來詳細的文章介紹。
在我們印象中，先秦學派中的儒、法針鋒相對，前者指責後者刻薄寡恩，後者痛斥前者流於虛僞。但在戰國後期，當時的兩位法家大咖——理論派的集大成者韓非子、實踐派的巨擘李斯，竟然都師從儒家大師荀子，這不禁讓人大感意外。
這一現象的原因有二：
第一，戰國各大流派本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戰國時期百家爭鳴，但它們之間的關係，並非我們想象中與“江湖門派”類似、相互之間涇渭分明的派系。所謂的流派只是後世的分類，他們之間互相學習、吸收的情況極爲常見，某位大師以一門學派爲主、以其他流派爲輔的混合模式也屢見不鮮。
儒家一度佔據絕對優勢。戰國初期，“非儒則墨”，儒家的影響力無與倫比，甚至連墨子最初也“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戰國前期的吳起精通兵、法、儒，而他的儒學老師，就是孔子的徒弟曾子、卜子夏;推動魏國變法的李悝，也是吳起的同學。
而荀子則是繼孔、孟之後的第三位大儒，而且其理論極爲浩瀚、豐富。年輕時，他曾遊學齊國的稷下學宮。在這個百家爭鳴的文化中心，他充分吸收了來自各派的理論，並且形成了自己依儒家爲主、以墨/道爲輔的思想特點。
所以李斯、韓非子都曾向荀子學習，也就並不奇怪：這種一個頂仨的多功能老師去哪找?
但縱然如此，荀子作爲儒家大師、卻偏偏教出了兩個法家的巔峯級大神，還是顯得很怪異。
這就源於本文重點探討的第二點：荀子的“性惡論”是怎麼形成的，以及這一思想造成的結果。
在荀子之前，孔、孟兩位大師的思想幾乎是一脈相承的。
春秋末期，面對禮崩樂壞的困境，孔子認爲，想要恢復社會的穩定，必須要重拾周朝的傳統宗法制度，君臣各安其位、各盡其責、各稱其事;而要實現這一目標，不能僅僅依靠行政、暴力手段，必須做到以德治國。
而儒家的道德核心就是仁，故而以德治國的中心思想就是施行仁政。統治者要提升自我修養、遵守周禮提倡的行爲規範，形成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整套政治哲學。
戰國前期的孟子繼承、發揚了孔子的思想，被後世尊爲“亞聖”，也就是僅次於孔子的一代儒學宗師。
結合當時越發混亂的現狀，孟子結合孔子“性近習遠”的思想，推導出了性善論：人的自然屬性是善良的，皆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只要讓他們不被橫加干涉、獲得順其自然發展的機會，將會水到渠成地走上正道，形成仁、義、禮、智的美好品德。
正是人們的善心，才讓實行仁政具備了土壤。孟子認爲“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只要君主心懷“不忍人之心”，關心百姓疾苦、減輕人民負擔，使他們獲得基本的生活條件;在此基礎上，再對百姓進行道德教育，依靠溫和的感化就能實現政權的安穩。
荀子活躍於戰國後期，也許是在稷下學宮充分接觸了各派理論，抑或是被齊湣王被虐殺的慘狀、長平之戰的殘暴戰局所震撼，荀子對人性的判斷與孟子完全相反：它是惡的。
人們天生就具備各種慾望，即“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逸”，幾乎涵蓋到各個方面;
但在現實中，由於條件所限，絕大部分人的慾望都很難得到滿足。若不加干涉，他們自然會爲了爭奪資源而開展爭鬥，甚至無惡不作。
因此，人性之惡天生就有，如果不加管束、改造，社會必將面臨混亂。
那麼人性之惡能否被控制、改進呢?荀子認爲人定勝天，只要方法得當，“制天命而用之”，完全可以改變人們惡的天性。
但在具體方法上，荀子則強調內、外兩大渠道。
首先，當然是儒家提倡的禮義道德，以此降低人們對物慾的節制，減少爭奪與衝突，消磨部分惡的本性。
其次纔是荀子與傳統儒家的區別。在他看來，既然人性是惡的，那麼只依靠教化顯然存在漏洞，外在強制力量不可或缺。
所以荀子提出，禮義道德並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須建立在刑和法之上。“治之經，禮與刑”，即禮與刑是治國的根本所在。
基於以上理論，荀子對於君主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在孔孟看來，所謂的“聖主”，關鍵要具備仁愛之心;而荀子則提出了更加多元立體的標準，只有至強、至辯、至明的“聖人”，才能擔負起治國的職責。也就是說，想要統治好一羣“惡人”，君主本身必須足夠全能、優秀。
性惡論、聖人爲王，結果就是君主專制。這就不難理解，爲啥荀子的門下會出現韓非子、李斯這兩大登峯造極的法家人物。
但荀子之所以不屬於法家，關鍵在於這一點：
荀子主張以道德教化爲主、獎懲刑罰爲輔;法家只強調懲罰和利誘，對教化毫無興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