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當初不同意皇太極的和談，原因是什麼?下面小編爲大家帶來詳細的文章介紹。
不繞圈子：不是崇禎不同意和談，是朝廷的鍵盤俠們不准他同意。
不單單是跟皇太極和談這事，整個明朝末期幾乎沒有辦成一件正經事，原因基本上都一樣：空談誤國。
說起明朝末年的狀況，給人的感覺就一個字：亂。但梳理其過程，源於女真強勢崛起後引發的一系列連鎖反應：
公元1618年(萬曆四十六年)，努爾哈赤宣佈告天七大恨，正式在遼東反明。明朝在全國組織起20萬大軍，加上朝鮮、女真葉赫那拉部，一共24萬兵馬，隨後兵分四路、由楊鎬擔任總指揮前去鎮壓，結果卻因武備廢弛、大意輕敵、指揮不當等諸多問題，慘遭薩爾滸之敗;
接下來，明朝先後委任熊廷弼、孫承宗、袁崇煥等人經營遼東，從實際表現而言，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對付女真都相當有心得，但明朝廷政策極不穩定，上述操持邊事的大員要麼被撤、要麼被殺，人事的反覆折騰，進一步消耗了明軍的實力;
爲了應對糟糕的遼東戰局，明朝不斷對內加碼徵集軍費。萬曆初年，明朝徵稅總額大概400萬兩左右;薩爾滸之後的幾年裏，增加了500多萬;而崇禎年間的十多年裏，陸陸續續增加了1700多萬兩之多，老百姓苦不堪言;
加上北方常年爆發災荒，層層壓力之下，流民四起、經濟崩盤，明朝內部大亂。
雖然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明末的亂局根本上是由腐敗的政治、困頓的經濟導致，但遼東的戰事無疑是點燃這些矛盾的導火索、催化劑，無底洞一般的軍費消耗幾乎把民力燃燒殆盡，而且最要命的是：看不到扭轉戰局的希望。
怎麼應對這種情況?歷史上的例子比比皆是：
西漢初年，數十年的戰火讓中原疲憊不堪：“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因此，面對匈奴的外部襲擾，劉邦在嘗試以武力解決未遂後，立即改變策略，此時幾十年間，西漢統治者都延續了和親的策略，默默穩固統治、積蓄力量後發起了全面反擊;
隋朝末年，東突厥強勢崛起，隋末羣雄紛紛向其稱臣借力，連李氏父子也不例外;隨着唐朝統一中原，突厥的脅迫、勒索也越來越嚴重，動輒十幾萬鐵騎漫山遍野入侵;玄武門事變後，他們甚至兵臨長安城外。面臨羞辱，李世民鑑於“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選擇了贈送錢財、達成和平盟約;卻在短短三年後抓住對方的內部問題發動致命一擊、一雪前恥。
當然，也有反面例子。五代時期，石敬瑭以贈送燕雲十六州、自稱兒臣爲代價，獲取了契丹的支持、建立後晉;石重貴即位後，不甘受此奇恥大辱，與耶律德光掀桌子開戰。雖然有大臣認爲，鑑於後晉國力枯竭、軍民疲憊，而且契丹上下一心、無機可乘，建議忍辱負重，先恢復國力、再尋釁反擊;但架不住一衆主戰派的拱火，石重貴堅持硬碰硬，結果導致耶律德光南下滅亡後晉，幾乎提前上演了靖康之恥。
即使不看歷史、只參考當下，我們也能發現，在涉及到一國安危的事務層面，軍事從來都不是唯一選項，只要能解決問題，政治、經濟手段都是備選方案，韜光養晦、積蓄實力，充滿了頂級政治家的智慧。
客觀來說，當明朝內外交困、岌岌可危的現狀持續了數十年，通過“議和”來緩解外患、節省大量的軍費，從而騰出手來減輕民間負擔、整頓內憂，也許還有一線生機。但神奇的是，無論朝野，一直沒人提這事;公元1640年，時任兵部尚書 陳新甲提出了這一思路，向來硬氣的崇禎眼看着局面越來越不可收拾，默許了這一方案，並且密令陳全權辦理。當時，考慮到攻入關內沒啥指望，皇太極也想緩口氣，雙方几乎談妥，大概是開通互市、贈送金銀百萬兩、皇太極自降國格等等條款。
這跟歷史上的渭水之盟、澶淵之盟等等和談方案類似，條件看起來挺憋屈，但如果算算賬，其實會發現挺划算，畢竟當時的明朝爲了應付戰事每年的消耗何止千萬，更別提千千萬萬將士的性命。
然而，由於陳新甲保密工作不到位，議和的消息傳出，朝廷頓時炸了鍋，無數官員慷慨激昂、義憤填膺，強烈反對向眼中的“韃虜”低頭。眼看羣情激奮，崇禎不得不低頭認慫，殺了陳新甲以泄衆怒。
其實類似的事件不止一例。名將孫傳庭受命對付李自成時，鑑於軍備不整、糧草不足的情況，於關中屯田練兵、積蓄實力，但朝廷的言官卻紛紛指責他按兵不動、心懷不軌，搞得崇禎也疑慮重重;在他們的輪番逼迫下，孫傳庭自知有去無回，但他情願戰死、也不願再次面對文官們的羞辱：“往不返矣，然大丈夫豈能再對獄吏 !”，只得倉促出擊，結果“傳庭死，大明亡”;
當李自成渡過黃河、逼近京城，有人建議召回吳三桂的野戰軍救急，但卻被一羣文官扣以自蹙國土的帽子、迎頭痛罵;隨着形勢越來越危急，有人建議崇禎南遷，也有人主張派皇太子在南京做最壞的打算，但他們隨即被打上奸佞的標籤。可憐的崇禎及明朝皇室就這樣被捆在京城束手待斃，明朝在沒有任何應急方案的情況下、眼睜睜走向滅亡。
對於這些善於以反對意見脅迫皇帝的文官，歷史上有個形象的稱呼：“魏博之牙軍，成都之突將”，指的是唐朝末期藩鎮的親兵，他們爲了自己的利益、無視大局，要麼以武力自立節度使，要麼赤裸裸地造反，攪得局面不可收拾。
這種現象是怎麼產生的?前期的明朝，雖然加強了君主集權，但帝王賢明、親自理政，下面有一羣踏實肯幹、勤勤懇懇的官員，學校教育、官員升遷體系正常有序，宛如一個運行良好的機器;
但到了中後期，不斷有皇帝深居簡出、對朝廷事務事不管不問，宦官擅權現象層出不窮，官僚逐漸不敢、不願負責;同時，科舉制逐漸僵化，經義取才淪爲八股文，導致選拔出的官員大多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只懂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沒有解決實際問題的真才實幹，所以人們感慨：“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才，有甚於咸陽”，即八股文造成的破壞比秦朝的焚書坑儒嚴重多了。
文官隊伍整體塌方，偏偏明朝官員又向來以在朝廷裏提反對意見爲榮，於是逐漸淪爲 “爲了反對而反對”，這些人只管找茬，自己卻提不出有效解決方案，而且專門坑那些真正解決問題的實幹家，結果明朝廷一事無成，在不斷的內訌、自我否定中走向了滅亡。
而隨着清軍入關，大開城門的迎客的，偏偏也是這羣人，“頭皮癢、水太涼”可謂千古笑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