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發生過幾次瘟疫?是很多人要的問題?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解答。
因爲武漢發生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情況，讓很多人最近的關注點都在這件事情上面，社會上也有很多情況發生，相信大家都有一定的瞭解了。不過，其實這樣大規模的傳染病也不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發生了，而且在古代也有過，有一個詞大家都很熟悉就是“瘟疫”。我們常常在電視劇裏面看到，瘟疫發生的時候人們都是非常恐慌的，那麼古代的瘟疫究竟是如何發生的，最重又是怎麼樣被治好的呢?
1.古代的瘟疫是什麼
從古至今，人類遭遇了無數的瘟疫，其中有些瘟疫特別嚴重，對人類後代的影響巨大的有：非典、鼠疫、天花、流感、霍亂等。總的來說，瘟疫是由於一些強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細菌、病毒引起的傳染病。一般是自然災害後，環境衛生不好引起的。
《丹溪心法·瘟疫五》：“瘟疫，衆人一般病者是，又謂之天行時疫。”其發病急劇，證情險惡。若癘氣疫毒伏於募原者，初起可見憎寒壯熱，旋即但熱不寒，頭痛身疼，苔白如積粉，舌質紅絳，脈數等。治以疏利透達爲主，用達原飲、三消飲等方。若暑熱疫毒，邪伏於胃或熱灼營血者，可見壯熱煩躁，頭痛如劈，腹痛泄瀉，或見衄血、發斑、神志皆亂、舌絳苔焦等。治宜清瘟解毒，用清瘟敗毒飲、白虎合犀角升麻湯等方。參見疫、天行、時行、溫疫發斑等條。
2.古代的瘟疫是如何發生的
中國的古裝劇中經常有一個令人聞風喪膽的存在——“瘟疫”。所謂的瘟疫，按照今天的理解，即一種易流行的急性傳染病，有點類似於西方的黑死病。在中國的古代，每當瘟疫發生時，經常會發生大量的人口死亡，人民苦不堪言。瘟疫究竟爲何會發生呢?我們將從兩個方面來探討。
第一個方面是瘟疫的產生與傳播。產生原因可分爲兩個要素。一是自然因素，即我們熟知的四種自然災害：水災、旱災、蝗災、地震。這四種災害的發生經常是很難預料的，而且它們有時甚至是相伴而生，造成嚴重後果。水災和地震的直接後果都是人和牲畜的大量死亡。大量的人畜屍體若得不到及時的處理，便容易形成疫病的傳染源。旱災和蝗災則是造成莊稼欠收，糧食不足，繼而導致人畜的死亡和傳染源的形成。二是社會因素，包括戰爭和饑荒。戰爭在古代並不少見，比如王朝交替時的戰爭、民族之間的爭奪、以及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戰爭之後，不免屍橫遍野，死傷無數，如果處理不周，也容易形成疫病。至於饑荒，它的結果和前面的例子非常相似，不再贅述。
當這些自然或人爲的災害發生時，人們會進行遷徙來躲避災難，遷徙使得疫病廣泛地在人與人之間相互傳染。即使不發生遷徙，人們相聚而居，接觸頻繁，也極易導致疫病的流傳。所以一人得病，可能全家乃至全村都跟着遭殃。
第二個方面是應對不當。顯然，古人有其不可避免的時代侷限性。在面對瘟疫肆虐時，人們往往很難有效地應對。就大的社會背景而言，各種自然和人爲的災害在瘟疫來臨之前已經嚴重地破壞了社會生產。人們早已沒有充足的物質條件來及時實行防護和治療，即使有，效果也相對有限。而中央的救治由於時空的距離，也難以及時到達地方。就個人而言，惡劣的生存環境使人的營養狀況變得十分不理想。人體營養缺失或多或少會導致人的免疫力下降，如此一來，瘟疫的發生和傳播就更加容易了。
人類歷史的進程中，有一個部分是人類在與各種疾病不斷鬥爭。所以，社會的進步亦體現在越來越多的疾病得以防範和治癒，體現在人的健康得到有效和長久的保障。時至今日，仍然有人爲了醫療事業的發展而不懈奮鬥。生而爲人，所以纔要更努力地維護生命的意義。
3.古代發生過哪些瘟疫
先秦時期
瘟疫在中國史料中早有記載。如《周禮·天官·冢宰》記載：“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呂氏春秋·季春紀》記載：“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說明當時對瘟疫的認識已經達到了一定水平，認爲瘟疫一年四季皆可發生，原因之一是由於時令之氣的不正常，是由“非時之氣”造成的。
現存最早的中醫古籍《黃帝內經》也有記載。如《素問·刺法論》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正氣存內，邪不可幹，避其毒氣。”《素問·本能病》篇：“厥陰不退位，即大風早舉，時雨不降，溼令不化，民病溫疫，疵廢。風生，民病皆肢節痛、頭目痛，伏熱內煩，咽喉幹引飲。”指出溫疫具有傳染性、流行性、臨牀表現相似、發病與氣候有關等特點，並認爲只要“正氣存內”，就能“避其毒氣”。
東漢時期
東漢時期的張仲景在其著作《傷寒雜病論》的序言中說“餘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公元196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採衆方。……”文中的“傷寒”，除了指外感熱病外，還包括了當時的烈性傳染病，可見當時瘟疫流行之猖獗。
三國
曹植《說疫氣》記載“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或以爲：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荊室蓬戶之人耳!若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也。”描繪了當疫病流行的慘狀，並明確指出：“癘氣流行”，並非“鬼神所作”，而是“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所致。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詩》中也記載：“……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是當時淒涼情景的真實寫照。據史料記載，從漢桓帝劉志，至漢獻帝劉協的七十餘年中，記載有疫病流行17次。疫情連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們也未能倖免。如文學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幹、陳琳、應瑒、劉楨也一時俱逝。其慘狀可見一斑。
晉朝
晉朝葛洪《肘後備急方》對瘟疫也有論述，認爲“傷寒、時行、溫疫，三名同一種。……其年歲中有癘氣兼挾鬼毒相注，名爲溫病。”並立“治瘴氣疫癘溫毒諸方”一章，記載了闢瘟疫藥幹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闢溫病散等治療、預防溫疫的方劑。
隋朝
隋朝巢元方《諸病源候論·疫癘病諸候》認爲疫癘病“其病與時氣、溫、熱等病相類，皆有一歲之內，節氣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風疾雨，霧露不散，則民多疾疫。病無長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厲之氣，故云疫癘病。”並認爲嶺南地區的青草瘴、黃芒瘴等瘴氣也屬疫癘病範圍。並進一步指出：“此病皆因歲時不和，溫涼失節，人感乖戾之氣而生病，則病氣轉相染易，乃至滅門，延及外人，故須預服藥及爲法術以防之。”
唐朝
唐朝孫思邈《千金要方·卷九·傷寒》立“闢溫”一章，記載治療溫疫的方劑。
出於唐朝王冰以後的《素問》遺篇，認爲溫疫與五運六氣變化異常有一定的關係，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癘”之稱。說明古人已經意識到溫疫的致病原因不同於一般的六淫外邪，而是一種疫毒之氣。
宋代
宋代醫家張從正《儒門事親·卷一·立諸時氣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氣在上，瘟疫大作，必先頭痛或骨節疼，與傷寒、時氣、冒暑、風溼及中酒之人其狀皆相類。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藥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況巴豆之丸乎。”對瘟疫的臨牀表現、治療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元朝
元朝醫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溫疫五》：“瘟疫衆一般病者是，又謂天行時疫。治有三法：宜補，宜散，宜降。”總結了瘟疫的治療方法。
明朝
明朝醫家吳又可目睹當時疫病流行的慘狀，在前人有關論述的基礎上，對溫疫進行深入細緻的觀察、探討。其所著的《溫疫論》是我國論述溫疫的專著，對溫疫進行了詳細的論述。認爲“溫疫之爲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溼，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指出溫疫的致病因子是“異氣”，又稱“疫氣”、“癘氣”“戾氣”等，是對溫疫病因的創見。
吳氏認爲戾氣是物質性的，可採用藥物制服。雖然戾氣“無形可求，無象可見，況無聲復無臭，何能得睹得聞”，但它是客觀存在的物質，又進一步指出“物之可以制氣者藥物也。”
戾氣是通過口鼻侵犯體內的。認爲“邪從口鼻而入”，又感染戾氣的方式，“有天受，有傳染，所感雖殊，其病則一”。
而人體感受戾氣之後，是否致病則決定於戾氣的量、毒力與人體的抵抗力。指出“其感之深者，中而即發，感之淺者，而不勝正，未能頓發”;“其年氣來之厲，不論強弱，正氣稍衰者，觸之即病”;“本氣充滿，邪不易入，本氣適逢虧欠，呼吸之間，外邪因而乘之”。
戾氣引起的疫病，有大流行性與散發性的不同表現。而戾氣致病又有地區性與時間性的不同情況。此外，由於戾氣的種類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臟器部位也不一。認爲“……爲病種種，是知氣之不一也”。並且還指出人類的疫病和禽獸的瘟疫是由不同的戾氣所引起的。
吳又可在《溫疫論》中，還創制了不少獨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劑。《溫疫論》是我國醫學文獻中論述急性傳染病的一部劃時代著作，至今仍可用來指導臨牀，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
清朝
清朝餘師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吳又可《溫疫論》的基礎上，認爲疫疹的病因是癘氣，指出“一人得病，傳染一家，輕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內，大率如斯。”並根據暑熱疫的病證特點，創立“清瘟敗毒飲”一方，以重用石膏爲主，爲溫疫病的辨證論治開拓了新的境地。
綜上所述，中醫藥學在與溫疫長期的鬥爭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有一套較爲完整的理論與臨牀治療方法。應該充分發揮中醫藥治療急性傳染病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