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曜是東晉第九任皇帝，司馬曜利用士族門閥人才斷層的空檔期，致力於衝破門閥政治的格局，恢復司馬氏皇權，遂以其弟司馬道子代替謝安執政，併成爲東晉開國江左以來最有權力的君主。司馬曜首如何振興皇權的?東晉皇權振興的深層次原因是什麼?
西晉晉惠帝時期，由於晉惠帝大權旁落於皇后賈南風，引發“八王之亂”，西晉政權搖搖欲墜，進而誘使匈奴、羌等少數民族南下，史稱“永嘉之亂”。經此一亂，西晉司馬氏宗室基本團滅、元氣大傷，實力微弱的琅琊王司馬睿在以琅琊王氏爲首的北方士族的擁戴下渡江，在建康稱帝。
由於士族實力強勁，皇權旁落，民間甚至有“王與馬，共天下”的說法。即使在琅琊王氏衰落後，士族門閥仍能薪火相承，潁川庾氏、龍亢桓氏和陳郡謝氏先後執政，司馬氏依舊是傀儡。但是，在淝水之戰取勝後，聲望達到頂峯的陳郡謝氏卻很快衰落下來，東晉孝武帝趁機掌握了實權。
那麼，淝水之戰後，門閥士族是如何喪失了對政權的控制權?東晉皇權振興的深層次原因是什麼?孝武帝採取了哪些鞏固皇權的舉措，最終實現了皇權的短暫復興。
國家權力是封建帝王的權威所在，沒有哪一位皇帝甘心被邊緣化和皇權旁落。永嘉元年7月，東海王司馬越以琅琊王司馬睿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正式經營江東。不久之後，西晉覆滅，在琅琊王氏等北方士族的擁戴下，司馬睿渡江在建康即皇帝位。
雖然司馬氏東晉立國根基不穩，但是自晉元帝司馬睿開始，歷代皇帝沒有放棄過鞏固皇權的努力。由於司馬睿在南渡之前，政治威望和勢力很是一般，來到江東之後，更是需要依賴以琅琊王氏爲首的北方士族和吳郡顧榮爲首的江東士族的鼎力支持。
於是晉元帝司馬睿雖有皇帝之名，而無皇帝之實，“晉主雖有南面之尊，無御總之實，宰輔執政，政出多門，政在士族，”這就使得司馬睿如芒在背，於是採取措施加權皇權，重用寒族劉隗、刁協制衡王氏，最終引發了手握兵權的王敦叛亂，殺死劉隗、刁協，使得晉元帝加強皇權的努力化爲泡影，鬱鬱而終。
之後，琅琊王氏、潁川庾氏、龍亢桓氏和陳郡謝氏先後執政，皇權淪爲門閥政治的附庸。直到淝水之戰以後，孝武帝力圖復興皇權，並最終成功地短暫地振興了皇權。
在孝武帝即位之前，東晉皇權正處於最低谷時期，此時的權臣桓溫意圖篡位奪權，只是礙於其他士族的堅決反對和自身不願用強等因素，未能如願。但是，在桓溫效仿伊霍之舉，廢除海西公另立簡文帝之後，司馬氏政權已經危在旦夕。
但是，令人感到疑惑的是，並非雄主之才的孝武帝即位後，即使是在陳郡謝氏領導取得淝水之戰勝利的情況下，居然沒有費太多周折就成功地鞏固了皇權，這其中既有跟隨司馬氏南渡的北方士族面臨人才斷檔的危機，門閥政治難以爲繼的因素，也有孝武帝採取措施不斷加強皇權的因素，也有打贏淝水之戰的士族領袖人物謝安個人進退取捨的因素。
先說說北方士族日益腐朽，人才嚴重斷檔的因素。這是孝武帝得以振興皇權的根本性因素。田餘慶先生在《東晉門閥政治》一書中指出，東晉門閥政治是“中國古代皇權政治在特定條件下的變態。”
一則東晉皇權是北方流亡士族和吳地士族共同擁戴的結果;二則，司馬氏是南北士族相號召，以抵禦北方少數民族侵略的旗幟，這種複雜的關係就構成了東晉時期門閥政治與皇權政治。在這種歷史條件下，皇權與士族勢力需要保持一種微妙的平衡。
當士族的勢力不足以壓制皇權時，皇權的力量勢必上升，進而逾越平衡點打壓士族，待到士族勢力被壓制到瓦解的程度，東晉皇權也失去了維繫存在的政治根基，無力獨立應對北方政權的壓力，不得不讓士族以外的寒族勢力登上歷史舞臺，寒族勢力最終成爲了東晉王朝的掘墓人。
東晉門閥政治，重門第兼重人物。即使是掌握朝政的士族，如果本家族沒有合適的人物爲代表以執掌權柄，其政壇的統治地位也難以爲繼，不得不由其他門閥取而代之。東晉建國初期，以王導、王敦爲首的琅琊王氏佔據朝堂主導地位，但隨着王導、王敦相繼去世，琅琊王氏的優秀政治人才後繼乏人，於是逐漸衰落;
潁川庾氏憑藉外戚身份躋身朝堂，庾亮、庾冰、庾翼相繼執政，庾翼去世後，潁川庾氏很快消亡;龍亢桓氏的代表人物桓溫去世後，龍亢桓氏一蹶不振，被陳郡謝氏取而代之。以上都是家族優秀人才的多寡有無存亡影響所在士族門閥政治地位的例證。
爲了維繫士族政治地位不墜，士族門閥往往更重視宗族利益而非單個家庭利益，大都從全族中精心挑選人才以光耀門楣。於是，士族門閥在挑選繼承人時，往往重視人才並不十分看重是否是嫡嗣出身，更看重年長的兄弟而不是自己的兒子。
這樣的例子在東晉中前期屢見不鮮。如庾亮死後，其弟庾冰、庾翼相繼掌權;桓溫去世後以弟弟桓衝執掌家族;謝安執掌朝政大權後更加倚重侄子謝玄。
跟隨司馬氏南渡的北方士族雖然重視人才培養，但是隨着東晉政局趨於穩定，士族的憂患意識衰弱，經過三、四代人之後，士族沉迷於玄學，腐朽程度不斷增加，優秀人才日趨匱乏。再加上出於政治聯姻的考量，士族子女的婚嫁往往侷限於門當戶對的士族之間，選擇面很小，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生理學意義上的人種退化的現象。
士族門閥難以持續涌現出有能力執掌權柄的人才，使得他們無法像以往一樣有效挾制皇權，繼續在權力鬥爭中佔據優勢，陳郡謝氏在淝水之戰中的成功已經是士族門閥最後的輝煌。
在謝安和謝玄等人去世後，不但謝氏人才凋零，其他士族短期內也難以涌現出優秀人才取而代之，繼續執掌權柄。這一權力形勢的變化給了虛弱已久的司馬氏皇權復興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
孝武帝即位後，雖然才幹平平，但也不甘心皇權旁落。爲此，他必須找到在士族陣營之外的新盟友，同屬於司馬氏陣營的宗室成員和出身低賤的寒族人士無疑是很好的選擇。
一是重用宗室成員參與朝政，強化對相權的控制。其中以孝武帝同母弟會稽王司馬道子最爲典型。太元八年九月，在淝水之戰前夕，孝武帝任命司馬道子錄尚書六條事，與謝安一起參與朝政。在太元十年八月謝安去世後，司馬道子以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領揚州大都督的身份獨攬軍政大權。
此外，十一年四月，“以譙王恬爲尚書右僕射”，十三年四月，“譙王恬爲鎮北將軍，青、兗二州刺史”。至此，以司馬道子爲首的宗室成員“以相權輔佐皇權，發揮作用，暫時沒有遇到來自士族的反抗，皇權在相當程度上加強了”，
太元十六年，範弘在寫給會稽王司馬道子的信中表達了同樣的意思：“晉自中興以來，號令威權多出強臣。中宗、肅宗斂衽於王敦，先皇受屈於桓氏。今主上親覽萬機，明公光贊百揆，政出王室，人無異望。”
二是任用較低等級的士族和寒族人士，對抗高門望族。太原王氏雖也是士族出身，但與琅琊王氏、陳郡謝氏等士族相比，出身等級略遜一籌。在陳郡謝氏淡出政壇後，太原王氏因其外戚身份得到孝武帝司馬曜和會稽王司馬道子的重用，太原王氏也趁機成爲參與朝政的重要士族。
此外，原本在魏晉時期“九品中正制”下只能充任下級小吏的寒族人士，政治背景薄弱，且素來與高門望族有一定矛盾，這些低級士族人士如徐邈、範寧、王雅等得到重用。
《晉書》記載：徐邈“年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前後十年，每被顧問，輒有獻替，多所匡益，甚見寵待……遷中書侍郎，專掌綸詔，帝甚親暱之。”執掌相權的司馬道子也大量啓用寒族人士，“凡所幸接，皆出自小豎。郡守長吏，多爲道子所樹立。”，這引起了士族門閥的不滿，但也體現出寒族人士對抗士族，強化皇權的作用。
三是謝安個人的進退取捨因素。晉孝武帝即位後，對東晉長期由士族把持朝政的現象非常不滿，一直力圖重振皇權。當時執掌東晉的陳郡謝氏，成爲晉孝武帝的眼中釘、肉中刺。公元383年，淝水之戰爆發，以謝玄爲主將的北府軍擊敗前秦苻堅的數十萬大軍，使得陳郡謝氏的聲望達到了頂峯。
但是，孝武帝不但沒有對取勝的功臣謝安進行封賞，反而忌憚猜忌於他。在淝水之戰的第二年，謝安在北伐途中失利，依附於司馬道子的太原王氏王國寶行“諂諛之計”於孝武帝，使得謝安受到孝武帝猜忌，選擇離開朝廷中樞，出鎮廣陵以避禍災，並於次年病死。
會稽王道子好專權，復爲奸諂者所構，與太保安有隙。安欲避之，會秦王堅來求救，安乃請自將救之。壬戍，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而居之。
此外，謝安本人有較強烈的隱逸情懷。衆所周知，謝安早年長期隱居於會稽郡的東山，縱情于山水之間，朝廷曾多次徵召其入仕，都被其拒絕。謝安之所以屢次拒絕入仕，並不是由於借拒絕徵召提升自己的名望，很大程度上由於其性格中有強烈的隱逸情懷。
嘗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浚谷，悠然嘆曰：“此去伯夷何遠!”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浪涌，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爲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邪?”舟人承言即回。
即使是謝安在四十歲左右出仕，更多的還是因爲自己的諸位兄長謝世，陳郡謝氏需要其帶領保障家族長遠發展。但是，入仕後的謝安身在朝堂，心思仍然嚮往隱居東山的美好時光。
雖然比較順利地從陳郡謝氏手裏拿回了軍政大權，但是，掌握相權的司馬道子卻因獨攬大權，與有意直接掌握皇權的孝武帝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而輔佐朝政的太原王氏也因依附力量的不同，產生內部鬥爭，進而進一步激化了皇權與相權之間的矛盾。
到了太元十四年，孝武帝和司馬道子之間圍繞權力分配的鬥爭開始明朗化。爲了遏制司馬道子的勢力，孝武帝開始培育自己的力量。這一年的六月，桓溫的侄子桓石死於荊州刺史任上，司馬道子任命王忱爲荊州刺史。
次年，孝武帝便針鋒相對，任命王恭爲青、兗二州刺史。到了太元十七年，王忱死於荊州刺史任上，孝武帝直接下詔任命自己的親信黃門郎殷仲堪爲荊州刺史，都督荊益樑三州諸軍事。
從史書記載看，孝武帝的所作所爲絕非明君，“既威權己出，雅有人主之量。既而溺於酒色，殆爲長夜之飲。”司馬道子也不是什麼賢臣，“既爲揚州總錄，勢傾天下，由是朝野奔湊。中書令王國寶性卑佞，特爲道子所寵暱。官以賄遷，政刑謬亂。又崇信浮屠之學，用度奢侈，下不堪命。”失去了士族門閥的制衡，司馬氏皇權的自我膨脹帶來了一系列後果，對東晉後期政局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一是各個方鎮之間興兵作亂不斷，助長了方鎮的勢力。兄弟之間鬥爭不斷的情況沒有持續太久，太和二十一年，長期沉迷酒色的孝武帝暴死，權力的失衡使得孝武帝與司馬道子之間隱忍未發的權力矛盾爆發出來。孝武帝去世後，司馬道子統領朝政，並自己派系的太原王氏王國寶提拔爲左僕射，參掌朝政，又任命王國寶的族弟王緒爲建威將軍、琅琊內史。
但是，孝武帝的親信殷仲堪、王恭仍然在外鎮掌握重兵，司馬道子在王國寶和王緒的建議下決定剝奪殷仲堪、王恭的兵權，引起王恭的反抗，隆安元年，王恭起兵進攻建康，迫使司馬道子殺死王國寶和王緒謝罪。第二年，王恭再次起兵進攻建康，司馬道子的兒子司馬元顯成功策反王恭部將、北府軍將領劉牢之倒戈，王恭兵敗身亡，殷仲堪不得不退回荊州。從此之後，長江上下游沿岸的方鎮與朝廷、方鎮與方鎮之間的矛盾與鬥爭日益激化和複雜。
二是士族掌握的軍事力量日益衰弱。原本長江上游荊州和下游京口的軍隊都是由士族門閥掌握，在王恭第二次進攻建康的過程中，雖然司馬道子一方策反了北府軍將領劉牢之，但是北府軍並不能真正爲司馬氏掌握。
爲了確保自己的權力不受軍事威脅，司馬道子父子決意從朝廷直接管轄的三吳地區徵兵建立自己的軍事力量，於是發東土諸郡“免奴爲客者”，號爲“樂屬”，把他們移往建康服兵役，此舉激發了三吳農民起義，朝廷不得不調動北府軍鎮壓起義。
在鎮壓起義的過程中，原本與劉牢之共同掌握北府軍的陳郡謝琰被殺死，使得北府軍的指揮權完全落到了寒族人士手裏，北府軍再也不是皇權或是士族所能掌握的軍事力量。
三是徵發“樂屬”組建軍隊引發的孫恩叛亂對士族門閥打擊很大。前面已經提及，司馬道子父子爲了軍事對抗各方鎮，決意在三吳地區徵發原來是奴隸、後來被赦免成爲豪族依附部曲的佃戶，把他們編爲“樂屬”，此舉引起士族門閥的強烈不滿，將徵發人物轉移到低級士族和自耕農身上，使得低級士族、自耕農和士族門閥之間的矛盾迅速計劃，最終釀成了孫恩叛亂。
隆安三年，孫恩利用底層民衆的不滿發動軍事叛亂，並在三吳地區大肆殺戮士族門閥，“因襲會稽，害內史王凝之，有衆數萬。……於是吳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謝逸、嘉興公顧胤、南康公謝明慧、黃門郎謝衝、張琨、中書郎孔道、太子洗馬孔福、烏程令夏侯愔等皆遇害。”
孫恩叛亂對三吳地區的士族門閥給予毀滅性打擊，隨後繼承孫恩衣鉢的盧循起義又將其他地區的士族門閥消滅殆盡。而在鎮壓孫恩、盧循起義壯大起來的劉裕不斷進逼東晉皇權，卻沒有遭到士族門閥們的強烈抵抗，主要是由於士族門閥的精英人物大都被殺戮殆盡，無力維繫東晉政權。
東晉政權是西晉末年在江南地區的特殊政治產物，它建立和穩固的基礎十分特殊，東晉中前期，正是由於皇權與士族、士族門閥之間、北方士族與江東士族之間保持了微妙的平衡，進而保障了東晉政權的相對穩定，但是這一穩定是以皇權受到抑制和士族有效掌握政權爲前提的。
隨着士族門閥的日益腐化、人才匱乏，淝水之戰之後，才能平庸的孝武帝成功地從陳郡謝氏奪回了政權，但是，由於孝武帝和執政的司馬道子父子治國理政能力有限，無法有效掌握政權，反而激化了司馬氏與方鎮之間的矛盾。
爲了應對方鎮的軍事威脅，司馬氏徵發三吳地區的“樂屬”從軍，引發了孫恩、盧循起義，士族門閥被消滅殆盡，劉裕等寒族趁機坐大，司馬氏失去了士族的支持，加劇了東晉滅亡的進程，孝武帝去世不過三十年，東晉就亡於劉裕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