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會時期，歷朝歷代都有文字獄的記錄，在清朝時期最爲嚴重，其中又以乾隆年間尤烈，其實在明朝時期也曾出現過嚴重的文字獄事件，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一個統治者文化水平的高低，在征戰沙場、奪取天下的戰場上，或許看不出差別，不過，打天下和治天下雖然只有一字之差，其中的學問卻相差甚遠。當天下被打下來時，皇帝的文武略是否合格，在治理國家這個問題上就顯得極爲重要了。
熟悉明朝歷史的人都知道，在這個朝代裏，出現過歷史上最爲殘酷的“文字獄”，對於許多文人墨客來講，在本應用文字爲家國建功立業的時期，卻讓他們對原本引以爲傲的文字產生出了最爲摒棄的情感。
這些文字非但沒給他們帶來理想中的榮耀和升遷，在很多他們意想不到的時刻，會威脅到他們以及整個家族的性命。這些聽上去略顯荒謬的故事在我們現在看來是一件極不可思議的事情，但在那時，卻着實成爲文人墨客們心裏最痛楚的傷害。而造成這些惴惴不安的深層原因，說到底，還是明太祖朱元璋缺乏應有的文化自信。
建國之初，朱元璋意氣風發、勵精圖治，表現出的還是頗有帝王氣度的。他那句“可以馬上打天下，不可馬上治天下”的話所傳遞出來的豁達讓文人墨客們在誠惶誠恐的同時，也一度誠摯地認爲，他們在經歷了數年的戰亂之後，即將迎來人生中企盼已久的春天。然而，這不過是他們美好的夢境罷了。
當朱元璋宣佈這樣的治國理念以後，那些跟着他馬上打天下的功臣將領們開始心生不滿。在他們心裏，馬革裹屍的日子都走過來了，如今天下太平穩定，他們是最爲勞苦功高之人，天下雖然姓了朱，但起碼也是他們用鮮血換來的。沒有想到，那些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竟在這個時候冒出來同他們爭搶天下的統治大權。
於是，在武將們心中開始掀起了陷害文臣的想法，這一掀，便把朱元璋心中久久揮之不去的魔障給攪了出來。
衆所周知，朱元璋的出身並不高，他是市井中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平民，有關他早年間的俠事即便是在他登基之後，依舊鮮活生動地傳播在各大酒肆和茶樓之中。
年輕的朱元璋最爲正統的身份就是他在元末參加了農民起義軍，這是他發跡的起點，也是他獲得大衆支持的、最爲合理的出身。然而，無論朱元璋和他身邊的近臣們如何勾勒出他偉岸的形象，在此之前，朱元璋經歷的種種，並沒有因爲他的不願透露而消失殆盡。
在他登基之初，全國上下都知道他在投身農民起義軍之前當過乞丐，還爲生計落過發、當過雲遊僧。這些略微有些不堪的過往對於如今想要昂首挺胸擔任九五至尊的朱元章來講，無疑是令他頭疼和蒙羞的“案底”。
此外，朱元璋還是一個疑心甚重的皇帝。他雖然自己不懂舞文弄墨卻深知文人墨客有“以文相譏”的嗜好和能力。也因爲他不懂舞文弄墨，哪些詩作是所需之表達，哪些是別有用心的嘲諷，他壓根就分不清楚。
因此，一方面是別有用心地蓄意謀害、推波助瀾，一方面是疑心重重、捕風捉影，權臣與皇帝的一唱一和，讓那些原本就柔弱無力的文臣們全然沒有了反抗的能力。於是一場聲勢浩大的“文字獄”就此開始，從明初一直延續到了明朝末年。
前面說，朱元章是一個多疑的皇帝，因此，對於那些文人雅士的話，朱元璋理解則以，不理解就臉色一沉將人拉出去砍了。這在當時是十分常見的事情。
朱元璋很忌諱別人提及自己之前的經歷，不僅如此，對於可能引起大家聯想到、關於他經歷的字詞也十分忌憚。比如，“僧”字在明太祖統治時期是萬萬不能提及的，後來甚至連譜音字“生”也被列入了禁忌的範疇。再比如，朱元璋對於“光”、“禿”這樣的字眼也十分忌諱，因此，只要在詩文中出現這樣的字眼，都會被列爲大逆不道。
此外，朱元璋投奔紅巾軍的經歷也是不能被提及的。據說，朱元璋極其討厭人們在他面前提“賊”、“寇”這樣的字眼，後來連“則”字也被認爲是“賊”的諧音而受到牽連。
有文化常識的人都知道，在古人的語言習慣裏，“則”字的用途極廣，就好比一日三餐中常常被人們食用的佐食小菜一樣，十分常見。因此，很多文人都栽在了這個字上。
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因作“作則垂憲”，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因作“垂子孫而作則”，桂林府學訓導蔣質因作“建中作則”，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環因作“儀則天下”，等等，均落得個被斬首的下場。
這些只不過是冰山一角，明太祖時期大量的文字獄皆因爲文人墨客不經意間犯了禁用字詞而丟了性命。
自明太祖開始，明朝的文字獄就沒有中斷過，明成祖朱棣即位以後，斬殺了方孝孺，並且下令，任何人不得私藏方孝孺文集，如有違者一併問斬。方孝孺的學生們不得已，將老師的文集改名，學生們也隱姓埋名，將自己曾爲方孝孺門下的過往掩蓋起來，以求保住性命。偶爾有一兩人未及時將文集銷燬或藏好，便招致了殺身之禍。
此外，明成祖和建文帝之間的恩怨糾葛也導致了明成祖在即位時明令禁止並銷燬與建文帝有關的一切，以至於民間不少人因此而獲罪。在明成祖之後的諸多皇帝中，幾乎所有人都是文字獄的維護者和執行者。他們或因文人的用詞，或因文章的內容，或因書寫的表達而獲罪。總而言之，只要在他們的統治之下存在“反動意識”，都可以列爲獲罪的理由。
這樣殘酷而缺乏事實根據的做法，對於明朝文化的建設和發展自然是弊大於利的。很多讀書人信奉的“學而優則住”的理念開始遭到質疑和排斥。許多有真才實學的讀書人以各種理由推脫朝廷賦予的差事，更有甚者以裝病、裝瘋甚至是假死，來逃脫朝廷下達的職事。
因此，明朝的學問和文章在中國歷史上根本無法與唐宋時期相媲美，連字都不敢隨便用了，如何能寫出精妙絕倫的文章?
文字獄，對於當朝者而言，是一件令他們感到無比“頭疼”的事情，因爲他們從這些文字中看到了這個社會蠢蠢欲動的反心。而對於中國歷史文化而言，它確是一件令人們扼腕痛心的事情，在這樣混沌的文化環境裏，明朝的文人們既不能承上，又無法啓下，它們就好比是綠洲之後乾涸的沙漠，曾經令人眩目的中國文化在這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斷層，如何重現前朝的文化輝煌，成了擺在後人面前極爲嚴峻的文化拷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