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是唐玄宗時期邊鎮守將安祿山、史思明掀起的反唐叛亂，安祿山史思明兩大叛賊悍然扯旗，戰火驟然席捲中原，持續八年的拉鋸戰，近乎要掉唐朝半條命。也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安祿山爲什麼要發動叛變?爲何說安史之亂的發生是必然的?
開元后期，由於安定繁榮的日子已久，唐玄宗逐漸喪失了以前那種勵精圖治的精神。改元天寶後，他縱情享樂，寵愛楊貴妃，信任宦官高力士，把朝政全交給宰相李林甫處理。李林甫對玄宗事事逢迎，私下卻利用職權，專橫獨斷。林甫死後，楊貴妃的堂兄楊國忠繼任宰相，更是排斥異己，貪污受賄，使政治日益敗壞。加上當時土地兼併劇烈，貧富懸殊嚴重，政治、經濟、社會漸呈衰敗之象。
原來玄宗因對外開拓，在邊境駐以重兵，設立十大兵鎮，以節度使爲最高軍事長官。節度使領若干州，權力很大，初時由中央派大臣充任，立功後往往入朝拜相。天寶以後，李林甫爲了鞏固本身權位、堵塞邊帥入相的路徑，藉口文官不懂軍事，多用胡人擔任節度使。結果給胡人節度使安祿山起兵反唐的機會。
安祿山本是混血胡人，貌似忠誠，生性狡詐;由於得到玄宗和楊貴妃的歡心，身兼范陽、河東、平盧三鎮節使。安祿山見唐室政治腐敗，武備廢弛，便於公元755年，以討楊國忠爲名，自范陽率兵南下，很快就攻佔了洛陽，自稱大燕皇帝。第二年，唐軍在潼關潰敗，安祿山便長驅直入長安。唐玄宗匆忙南逃，走到馬嵬驛，隨行的將士在憤怒中殺死了楊國忠，又逼使玄宗絞殺楊貴妃，才肯繼續起行，南下至四川。同時，太子李亨逃往靈武，在郭子儀、李光弼等一班西北將領的支持下，即皇帝位，是爲唐肅宗。
後來叛軍內部發生分裂，安祿山爲兒子慶緒所殺。唐軍聯同回紇援兵乘機反攻，收復了長安和洛陽。不久安祿山部將史思明殺安慶緒，重新攻陷洛陽，也稱大燕皇帝，後又被兒子朝義殺害。於是唐朝再借回紇兵，收復洛陽，史朝義自殺，這場持續了八年的安史之亂才告結束。
安史之亂，唐明皇避居西蜀，楊貴妃魂斷馬嵬坡，唐朝自此日薄西山，江河日下，再也沒有重整雄風，最後被因安史之亂崛起的各路節度使瓜分完畢。很多人把安史之亂的原因歸結到了楊貴妃和李隆基身上，誠然，作爲帝國的最高統治者，終究少不了責任，但是安史之亂終是無可避免，遲早要發生，甚至早發生比晚發生要更好。
首先，民族融合在唐朝建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任然處在進行時中。
唐朝接手隋朝統一全國後，中國的民族分佈基本呈現了北方以鮮卑爲主、南方以漢人爲主的民族構成格局。北方以鮮卑族爲代表，大量的少數民族聚居在北方重要城市，從渤海之濱到西域諸國，從漠北草原，到秦淮一線，少數民族從三個方向向北部漢族聚居區彙集:一條路線是從蒙古草原南下長城一線，突厥人爲代表的包括興起的契丹人在內屬於此種類型;另外一條路線是從東北山林平原地帶向西南方向的北京及河北等地遷移，鮮卑族爲代表的屬於此種類型;第三條是經過絲綢之路，西遷民族的遊聚及回遷，粟特人爲代表的西域少數民族廣泛分佈在絲綢之路及北方主要各大城市，即屬於此種類型。
以安祿山起家的幽州爲例，基本上皆是以突厥、羯族、粟特人、南匈奴人爲主，這些人一起居住，一起生活，開展生意，交換有無，同時也打架鬥毆，殺人越貨，產生紛爭。因此，需要有人主持，維持穩定，定期給朝廷收稅納糧。在這種背景下，精通各族語言，善於經營的粟特人登上了歷史舞臺，包括安祿山，史思明及安祿山堂兄安思順等人成爲了一時紅人。
其次，唐朝民族政策中具有典型的不平等特性。
有兩個典型事例，第一個事例：在武則天朝，根據《資治通鑑》記載：“文翽剛愎，契丹飢不加賑給，視酋長如奴僕，故二人怨而反。”這是唐王朝的營州都督趙文翽，唐王朝的邊疆大臣不認爲契丹等部族等同於國民，內遷的民族享受的是奴隸待遇。
第二個事例，衆所皆知的就是高仙芝敲詐石國，謀殺石國國王，引起西域諸國的背叛。唐朝的政治主張中，對於這些民族的態度是奴隸和僕人，可以消滅，可以利用，可以殺。
在中央王朝，我們看看唐明皇和楊玉環對待安祿山的態度即可知道中央對待少數民族上層精英的態度了。《安祿山事蹟》記載“後三曰，召祿山入內，貴妃以繡繃子繃祿山，令內人以彩輿舁之，歡呼動地。玄宗使人問之，報雲：「貴妃與祿山作三曰洗兒，洗了又繃祿山，是以歡笑。」玄宗就觀之，大悅，因加賞賜貴妃洗兒金銀錢物，極樂而罷。自是，宮中皆呼祿山爲祿兒，不禁其出入。”
安祿山被脫光了當小孩一樣在宮中游園，而且是接近五十歲的人，讓三十歲的楊貴妃洗三。其年是天寶十年，公元751年，這一年，恆羅斯之戰爆發，粟特九國被迫叛變。而長安城裏面，安祿山在唐王朝的宮殿中，被當做三歲小孩一樣，衣不遮體，如出生三日嬰孩一般，供楊貴妃和唐明皇取笑消遣。這種奇恥大辱，安祿山泰然處之，並沒有抗拒。安祿山是751年正月一日的生日，而同族石國國王則在當月二十四日被解押京城，並被當衆處死。安祿山作爲朝廷重臣，在高仙芝入朝之前，一定早就知道了具體的一些細節情況，包括石國國王將要被殺也一定是早就知道了。此時他的忍辱負重，也許正是爲了爭取更多權力，爭取更多的起義資源。
唐朝太宗皇帝達到了史無前例的統治高度，衆族共尊爲“天可汗”，其後到了高仙芝恆羅斯戰爭之後，天可汗的威名再也回不來了。唐帝國統治者一方面爲了減少戰爭，加強對少數民族的控制，容許少數民族部落內遷，另一方面又缺乏體恤，長時間找不到有效的少數民族管理辦法，導致少數民族內遷後日子過得艱苦，被逼的反叛自從唐太宗去世後就斷斷續續一直在進行中。
第三、粟特人擁有巨大的財富資源，以及積攢財富的方式和手段，爲造反創造了經濟基礎。
中央所宣稱的雜胡當中，其中唯有粟特人最有經濟地位。和其他少數民族不同，粟特人是天生的生意人，是靠絲路起家，漢族人在當時政府不鼓勵商業，漢族人本身也看不起商業;少數民族不會種地，內遷後主要的謀生路子有兩條，一條是學會種地當農民，另外一條是豁出來性命從軍打仗混飯吃。
安祿山在農業文明、遊牧文明、商業文明三者間遊走自如，自身又是牙郎出身，賺錢盈利的本事不可能小，他起事之後，其中一個重要的舉措就是發動商賈加快賺錢步伐。安祿山對經濟基礎的重視，使其在起事之處，軍力強勁，馬匹充足，糧谷成山，牛羊無數。
第四、朝廷的腐敗是其導火索。
朝政黑暗，君主昏庸，讓安祿山更加堅定了叛亂的決心。楊國忠一再諫言安祿山日久必反，催促安祿山加快了叛亂的步伐。
第五、安祿山的叛亂只是叛亂的延續。
唐太宗之後，內附突厥、奚、契丹等叛亂基本上沒有停止，朝廷持續對少數民族用兵。安祿山、史思明之所以能成爲一方節度使，主要是他們能夠搞定區域內的胡人，包括河西節度使安思順，唐王朝後期竟然無法調動他的官職，主要是當地土人挽留。也從側面說明粟特人在當時少數民族聚居區的威望和處理政務的水平。
安祿山的叛亂，只是籌謀更深，規模更大，範圍更廣，驚動二京，徹底擾亂了中央王朝的治理體系，讓天下再次進入了類似方國的治理之中----節度使逐漸成爲世襲制，實則就是各個區域的諸侯或者國王，各自爲政，中央已經無法調動指揮。而這種結果，則正是粟特人的城邦國家理念。
安祿山叛亂，是民族融合進行時中的必然，是當時時代的必然，安祿山不叛亂，自然會有其他的少數民族雄豪揭竿而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