渺小的作家迷失於生活的無聊細節中，粗放的作家丟掉生活中的許多細節，吳敬梓卻善於捕捉那能再現生活本質的細節，並善於運用細節，把我們引入他作品中的生活。他輕輕揭開生活的簾幕，在最普通、最習以爲常的生活外表下，從一個眼神、一副外貌和聲音的最微小的變化中，捕捉出一個人心靈深處瞬息即逝的念頭、一種微妙的社會關係。一些痕跡在別人眼裏，並不能說明什麼，但一進入吳敬梓筆下，就呈現出深刻的含義。《外史》就是由這樣的許多痕跡構成的。夏總甲敢於當仁不讓地“一屁股就在上席”，而梅三相和周進讓坐卻幾經周折，“只有周、梅二位的茶杯裏有兩枚生紅棗，其餘都是清茶”，當然每個讀者都知道單寫周進“那右邊袖子同後邊坐處都破了” 是說明着他的身份、工作特徵和經濟狀況。在吳敬梓筆下，最瑣屑的細節、動作，都有不可言傳的魅力，夏志清認爲“對王惠飯後的殘渣剩屑的逐一描寫，則是天才的一筆”(《中國古典小說導論》)。小說中的原文是這樣的：“次早，天色已睛，王舉人起來洗了臉，穿好衣服，拱一拱手，上船去了。撒了一地的雞骨頭、鴨翅膀、魚刺、瓜子殼，周進昏頭昏腦，掃了一早晨。”所謂“天才的一筆”，就是指在貌似閒筆中捉着了許多“痕跡”。《外史》也就是這樣一筆一筆寫過來的。
寫完高潔的王冕放牛，就寫周進教讀，然而“周進教讀不如王冕放牛”(天目山樵評語)，周進是又鬱又悶，受盡奚落，王冕則天不收、地不管，怡然自樂。即使不算象徵吧，也是兩種道路的對比性概括。
作者描寫了薛家集，薛家集決不僅僅是周進的環境，它本身就是作者開闢的戰場，作者不僅要寫士子的道路，還要寫社會風俗喜劇。從薛家集到五河縣，不正是一片“勢利薰心”的汪洋大海麼?它們與王冕的七泖湖也是對比的。
薛家集的“元老院”，聽完夏總甲關於繁忙的吃酒工作的報告後，開始議論龍燈問題，最後一項是教育，要點是從城裏去聘一位先生。夏總甲見多識廣、城裏有關係，周進在他頂頭上司家裏教得不錯，便議定了請周先生。
這位周先生的學生都進入了學，而且是和薛家集的梅三相是 “一齊中的”，然而他本人“卻還不曾中過學”，所以還是個“小友”，恰如白頭妾依然稱“新娘”一樣。所以梅三相戴着新方巾，老早就去迎接那位 “頭戴一頂舊氈帽”的小友，然而非等周進入了堂屋，方纔慢慢的立起來和他相見，早來與晚起都是傲慢，前者是一種自賞，後者是一種自重，都是在顯示他“在庠”的身份。他猶自意未盡，偏偏點透“學校規矩，老友是從來不同小友序齒的”。而且不停地戲弄周進，直到把“周先生臉上羞的紅一塊白一塊”才告滿足，才覺得沒浪費自己的相公身份。
“梅三相顧影自憐，得意極矣，不知天地間又有王大爺在”(臥評)。儘管王舉人王老爺出場侮辱的還是周進，但是還是讓人覺得“功名富貴寧有等級耶!”誠如《紅與黑》中西朗神父所說：“只要你閉目一想如何去奉承那些有權力的大人先生們，便知道你永遠是一個失敗者。”最失敗的是周進，不但見辱於相公、舉人，連夏總甲以及怕夏總甲的薛家集的“衆人”都是他的主人，衆人不喜歡，夏總甲嫌他“呆頭呆腦，不知道常來承謝”，周進便連受辱的機會也失去了，失了館，他便日食艱難。這絕對是寫實的，囊括了無數蹭蹬士子的辛酸。
忠厚懦弱無能的周進每戰必敗，生活在無望的苦海中，最後不得不抱着“癱子掉在井裏，撈起也是坐”的“下井”(不是下地獄)決心，去當記帳的去了。我們從金有餘夥計的話中(斯文人怎做得這事)，可以看出，當時那個社會，在觀念上給了讀書人多麼大的虛名，使他們自絕於別的謀生之路，虛名總是虛的，解決不了溫飽問題，不過，虛名後頭也搖晃着兩三顆實果，使得周進們一無所有卻又顫顫驚驚，本無再可失去的，卻終日抱着個千年古玩似的不敢輕鬆地籲口氣。那口氣屏了幾十年，在撞號板時滔滔汩汩地大報仇似的奔涌出來。
也是周進心誠志堅，有愚公挖山不止的毅力，終於感動了上帝。以後的路兒就順溜得像緞子似的： 中進士、升御史、點學道。周進終於掙上了“右邊袖子同後邊坐處”那兩塊光榮的補丁。可惜周學道“叉”出去的是魏好古而不是梅三相(他潛意識中也許是把魏好古當成了梅三相)，讓周學道欣慰的是簡拔了真才范進，爲白頭“小友”吐了口惡氣，也算是“惺惺惜惺惺”，他還不是一闊臉就變、忘根本的輕薄小人，不像他的學生——真才范進，中舉後就瞎侃劉基是進士第三名，剛擺脫卑微地位就染上了卑污的毛病。作者始終沒有嘲弄周進，因爲他沒有惡德。
然而，掩卷思之，實覺可嘆。知識分子何時變得這般呆頭呆腦、“稂不稂莠不莠”的?周進撞號板也是一種窮途淚雨，卻與窮途哭返的阮籍相去幾千裏! 夸父逐日的英雄精神沉埋了，人們追逐的是“緋袍金帶”之輝煌。一個民族的精神就這樣內在地變遷着、耗散着、沉淪着。
免責聲明：以上內容源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創版權請告知，我們將盡快刪除相關內容。
